来唐日本人在唐都长安
唐都学刊
TangduJournal
No14,2001
GeneralNo170,Vol117
【汉唐研究】
Ξ
来唐日本人在唐都长安
李令福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唐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也居住有不少来唐的日本人,这些来唐日本人包括遣唐使及随船带来的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唐都长安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积极开展朝见皇帝、进献贡物、读书学习、访师求友、收集书籍等活动,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唐都长安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1)04-0024-03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经济文化居于世界领
先地位。日本为学习唐文化,多次派出遣唐使团,随船也带来了不少留学生与学问僧。这些来唐日本人的活动中心是唐朝的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因遣唐使的使命必须到都城觐见皇帝才能完成,留学生通常在长安国子监学习,学问僧的绝大多数也想到长安这个佛学中心来寻师问法。
一、遣唐使在长安
从公元630年开始到公元894年结束,日本先后共任命
19次遣唐大使,其中2次任命后因故未能成行,1次为迎接
年,第八次遣唐执节大使粟田真人在大明宫麟德殿受到女皇[2]
帝武则天的设宴招待,并被赐予司膳卿之职。当时粟田“冠
进德冠,顶有华花四披,紫袍帛带”,[2]这种妆束正与1971年在陪葬乾陵的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客使图》外宾队伍由右向左第二人相同,且那个人又是东亚人脸型,故多判定其为日本使臣的形象。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朝见唐玄宗李隆基,在已入唐为官的阿倍仲麻吕参与下,朝见进行得很顺利,唐玄宗说“:闻日本国有贤君,今见使者趋辑自异,礼义国之称,洵不诬也。”朝见结束后,日使在阿倍仲麻吕的引导下参观了皇家内府所藏儒道佛三教经典及其他典籍。二是进献贡物。这样一方面可博得唐朝皇帝的欢心,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得到数量与价值上远超过所献贡物的赏赐。贡物主要有琥珀、玛瑙、宝器等,日本称为“国信物”和“别贡物”,1970年在西安市出土的日本“和铜开珍”银币可能就是贡物之一。唐朝回赐大量“答信物”,日本奈良市东大寺内正仓院至今保存的唐代乐器、铜镜、大刀等文物,不少应该是“答信物”。开元初,粟田真人第二次来唐“,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2]记载的就是献物受赏之事。
日本遣唐使团成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或为博学之士,或为专精之才,而且还需要在容貌、风度上特别出众。他们在长安广交朋友,大显身手,做出了不少令唐人称奇的事情,也宣传了日本文化。据《旧唐书・宣宗纪》,日本王子入朝贡方物,唐宣宗设宴款待,并表演百戏以助兴“,王子善棋,帝
[3]令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顾是唐朝的围棋国手,但碰到这
遣唐使回国而派遣的“迎入唐使使”,3次为送唐朝使节回国派遣的“送唐客使”,皆不必到唐长安城。因此,作为正式日本国使到达唐都长安的只有13次。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较小,每次为一二只船,每船120人。到8世纪以后,每次4只船,总人数在500左右。每次都有一二十名留学生与30至70名学问僧随行。
唐朝对日本遣唐使团热情款待,由鸿胪寺负责一切接待事宜,日本使节至唐以后及归国途中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全部由唐朝政府供给。据日本僧人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十八次遣唐使藤原常嗣到扬州后,唐朝政府按规
[1]
定供应资粮,并由官方出船护送他们到长安。
日本遣唐使在长安期间的官方活动主要有二项:一是朝见皇帝。日本遣唐大使肩负着沟通唐朝与日本两国政府间信息、交接留学生与学问僧等使命,故朝见皇帝成为其在长安期间必不可少的活动。据《新唐书・东夷列传》,公元703
位日本棋手,也颇有点招架不住。经过好一阵努力,顾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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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0-12-20
作者简介:李令福(1963-),安徽萧县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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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胜。他怕丢人出丑,丧失大国第一棋手的荣誉,只好诈称自己是第三国手。王子于是提出愿见识一下第一国手的手段,顾答曰“:王子胜了第三,才能见第二;胜了第二,才能见第一。不能直接领教第一的手段。”中国围棋大约在隋朝时传入日本,这场中方险胜的高级围棋对抗赛,反映出日本的棋艺水平已接近中国。在西安进行的这场比赛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中日围棋国手之间的正式较量,一千多年来,在中日两国人民中一直传为佳话。公元838年至唐的第十八次遣唐使一行651人,其中的准判官藤原贞敏精于琵琶,他在长安得到唐琵琶大师刘二郎的指教,后又娶其女为妻。藤原返
[3]
(日本回日本后开一代新风,后世盛传其为日本琵琶之祖。
于学习条件优越和他们自身的聪慧努力,很多人成绩卓著,“播名唐国”,最著名者为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大和长冈等。
唐开元五年(717年),第九次遣唐使一行557人到达唐朝,其中有一位20岁的青年阿倍仲麻吕,他在国子监留学,成绩优异,考中了唐朝进士(唐朝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一举成名。他羡慕唐风,把名字改为朝衡(也写作晁衡),与李白、王维等著名诗人互为唱和,关系亲密。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写道“: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李白自注曰“:裘则朝衡所赠,日本布为之。”穿上这种日本人用日
[5]
本布缝制的皮衣,人就显得格外神气,可见其衣质量很好。
《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九年十月四日)又据《新唐书・东夷列传》,唐高宗永徽年间,日本“使者与虾虫夷(今北海道一带)人偕朝。虾虫夷人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
[2]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
后来,阿倍仲麻吕思念家乡乘船要返回祖国,其船在海上不幸遇到狂风,一直被漂到现在的越南,他长安的朋友都以为他途中遇难。消息传出后,在南方的李白写了一首《哭晁卿衡》的诗以示怀念。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
[5]
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李白把晁衡比作
遣唐使在唐期间还有一些特殊使命,比如收集图书带回日本。第二次大使吉士长丹就“奉对唐国天子,多得文书宝物”,第九次大使多治比县守曾将“所得赐赉,尽市书籍,泛海而东”,此举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封赏。大使还访求中国文人、僧侣、工匠、艺人等优秀人才,动员他们赴日。第十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回日本时,带回一名叫袁晋卿的唐人,据《续日本纪》卷三十五记载,袁到日本时“,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太学音博士”,对汉字汉音在日本的传播及日本音韵学[4]
的发展贡献很大。同时还带回音乐大师皇甫东朝及其女天上的明月,他的不幸去世使全中国充满了悲伤。晁衡死里逃生后又回到长安,被唐玄宗委任为三品高官,直到他73岁生命终结一直仕唐,为中日两国的友好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中国人民为纪念他,于1979年在西安市兴庆公园中修建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李白的那首诗就刻在纪念碑背后。
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入唐的吉备真备在长安苦读十七年,在经史、法律、军事、音乐、天文等许多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回日本时已是满腹经纶,又带回200多卷书籍,后进入日本最高领导集团,官居右大臣,是留学生归国后任职最高的一个。他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的“片假名”成为日本新体文字表示法之一。为纪念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杰出贡献,西安人民于1986年在西安市今城墙南环城公园内也即唐国子监旧址修建了“吉备真备纪念碑”。
橘逸势因不识唐音(即不精通汉语),无法接受老师的讲课,而未能入国子监学习,但在长安期间拜访名哲求学,不断努力,颇有成就,深得士人欢心“,唐中文人呼为橘秀才”。他曾师从书法大师柳宗元学习书法,功力深厚,尤善隶书,后来成为日本精通书法的“三笔”之一。
大和长冈在长安学习刑名律令十七年,后来成为日本法律权威“,凡言法令者,就长冈而质之”。他曾与吉备真备一起删定律令二十四条,于日本移植唐朝法律制度方面多有贡献。
公元739年,唐玄宗下令改谥孔子为文宣王,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动,也被日本留学生发现。公元752年来唐的留学生膳大丘从国子监内孔庙门额上了解到这一变化,回国后也奏请称德天皇将孔子谥号改为文宣王。
三、学问僧在长安
日本来唐留学的僧人只要被政府批准,许其留居学习,则其生活费用也由唐朝政府供给,以迎接鉴真东渡而著名的荣睿、普照来唐后,政府每年供给“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学问僧圆载被批准留学后,唐政府也供给其五年衣粮。也有不少僧侣由所在寺院供养。
先后入唐学问僧总数大约三倍于留学生,在五百人以
儿,两人终身仕日,促进了日本音乐的发展。第十一次遣唐使将扬州律宗大师鉴真师徒请到日本,更是妇孺皆知的事情。购买书籍、访求人才在唐朝各地都可进行,但在唐朝文化与人才中心的长安这些工作能更好地进行。
二、留学生在长安
唐朝的学校是向外国留学生开放的,日本留学生除个别因语言不通外,都被允许进入国家高等学校———国子监学习。这些留学生由政府配给一定的资粮,可基本满足衣食住的消费,数量与中国学生相同,不同的只是费用来源不同,留学生由鸿胪寺供给,而中国学生则由国子监直接发给。
由于唐朝政府供给的仅是基本生活费,而日本留学生来长安还需广交好友,购书学习,同时入学“皆行束 之礼,礼于师”,即向先生交一些拜师礼物。这些都需要相当的费用,故留学生常感经费不足,橘逸势曾说“:此国(唐朝)所给衣粮
[4]
(空海仅供续命,不足束 读书之用。”《为橘学生与日本国
使者》,收于《性灵集》卷五)其不足部分都是由日本国政府进行资助,主要是通过遣唐使节赠予资金。
国子监学生九年不能学成毕业者,皆“追解”其学籍,当然要停止供应衣食,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皆是如此。虽然法律上这么规定,但在具体处理时唐朝政府却是宽厚合理的,针对中日远隔重洋、交通艰难的实际,对那些住满九年等待下次遣唐使船到来而暂时不能回去的日本留学生则仍继续给其生活费用。实际上,留学生已有不少在唐朝政府做官,享有俸禄,已无生活之虞。
先后在国子监学习的日本留学生总数约有二三百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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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数在长安各大寺院寻师求法。下面介绍几个著名人物的故事。
空海是日本佛教“入唐八家”之一,在长安的青龙寺学习
(寺院密宗。他不仅佛法造诣深厚,被惠果大师选为“法嗣”
圆仁于公元838年乘第十八次遣唐使的船入唐,居唐十年,在唐都长安学习与生活了四年又十个月,几乎占其入唐时间的一半。后来正逢唐武宗废佛,圆仁化妆成世俗的形象逃出京师,平安地回到了日本。他在唐期间游历的详细情况都记载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
灵仙是在公元804年入唐的,七年后即成为长安礼泉寺翻译佛教的“笔受”,后又成为“译语”,是参与唐朝译经事业的唯一日本僧人。译经要求既精通唐音,又精通梵语(古印度语),可见其学术水平很高。
这些学问僧不仅带回满脑袋的新知识,而且携带回大批书籍,如玄日方回国时“,赉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这五千卷书可能就是唐朝《开元大藏经》的全部。圆仁、圆行、圆珍、空海等都带回了数百卷书籍,其中多为佛教经典,也有不少儒道经典、史书文集。这些书籍多是出资购买、雇人抄写或唐人赠送的,如空海在青龙寺曾“佥集二十余经生,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藏经”。圆行也曾于长安“雇二十书手写文疏等”。他们带回的书籍大多得之于长安,如圆仁携回的1596卷书中有559卷得之于长安,空海带回的461卷书中有300
[1]
余卷得之于长安。
主持继承人),而且通晓儒、道、医、工、书、乐,甚至还成为一个写诗的能手,享誉长安朝野。传闻他曾师承当时擅长八分的书法家韩方明,有“五笔和尚”的美誉。所谓“五笔”有人说是兼擅篆、隶、草、楷、行五体,有人说是他曾用口及左右手足各挟一笔同时书写五行字而得名。据日本学者屋代弘贤的研究,是空海掌握了韩方朝《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空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的真言密宗,成为当时佛教大宗之一。他还采用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也成为日本新体文字表示法之一。1982年在青龙寺遗址上建成了空海纪念碑,1984年又在唐青龙寺原址建成“惠果———空海纪念堂”。青龙寺与日本佛教关系密切“,入唐八家”有六家(空海、圆行、圆仁、惠远、圆珍、宗睿)曾来此求法,故今日成为中日佛教交流的重地,也成为西安市旅游胜地。每年春季,日本朋友赠植的樱花,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来此观赏。
日本佛教界的法相宗是著名的奈良六宗之一,创立者道昭在公元635年来长安师从佛教大师玄奘,其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也曾到唐都长安亲随玄奘受教,第三代传人智凤等也曾入唐,第四代传人玄日方更在唐学习十八年。唐玄宗很尊敬玄日方,封以三品高官,赐以紫衣,使其在长安名重一时。玄日方回日本后住锡兴福寺,弘扬法相宗,深得日本朝廷信任。天皇仿效唐朝也赐予他紫衣,从此开创日本天皇为高僧赐紫衣的传统。
道慈于公元701年入唐,在长安研习三论宗十七年,他曾被选入唐朝宫中讲经,可知其名气之盛。回国时“偷图西明寺”,回日本后以此为蓝本出色地改建了大安寺。他在大安寺宣扬三论宗,时论誉其为“释门之秀”。
[参考文献]
[1]白化文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
艺出版社,1992.[2]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刘日句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日]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M].富山房,1977.[5]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责任编校 毛 曦]
JapaneseinChang’anintheTangDynasty
LILing2fu
(NorthwestHistoricEnvironment&Social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Abstract:ManyJapanesesincludingdiplomaticenvoystoChina,studentsandmonksstudyingabroadcametoChang’an,aninternationalcapitalcityinancienttimes.TheymadegreatcontributiontotheexchangeofculturebetwenChinaandJapanbystudyingadvancedcultureoftheTangDynasty,beingsummonedbytheemperor,payingtributetotheemperor,studying,visitingteachersandfriends,collectingbooks,etc.
KeyWords:diplomatictoChinaintheTangDynasty;studentsstudyingabroad;monksstudying;Chang’an;thecapital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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