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长琨
摘要：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在这454名进士中，有129人成为三品以上高官，平均高官机会是0.28。在全部明代徽州进士中，有149人登科年龄可考，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为32岁；有156人任职时间可考，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间是18年。登科年龄、任职时间与进士的高官机会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进士的登科年龄与他的高官机会成反比，任职时间与他的高官机会成正比。在徽州进士中，任职时间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任职时间超过30年者，其高官机会为0.88。年资之成为影响徽州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关键性因素，是明代的官员考课制度所造成的。由于官员考课制度缺少清晰的、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年资因素逐渐成了一个刚性的衡量尺度，进而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机会和政治前途。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官僚政治；年资；高官机会
引言
重视年资，是官僚政治体制下对官员选拔、考评、升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现象，无论中国古代传统的官僚政治，还是近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抑或当代中国的人事组织制度，官员政治地位的升迁，都与年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以官员的年资因素为研究维度，考察其对官员地位升迁的影响，对解读官僚政治的一般性特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明代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最为成熟的时期之一，关于明代官僚政治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不过，政治史的研究关注点，过多地把精力集中在了宏观层面上，研究者对明代官僚政治的总体建构、宏观走向关注过多，而对于不同官员群体的个别分析和个案研究尚嫌不足。明代进士在官场中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构成了官僚集团的主流，他们比其他途径和其他功名的入仕者具有更强劲的竞争优势和更广阔的升迁空间，成为官场中一枝独秀的“清流”。进士既为如此重要的官员群体，而对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点。基于此，笔者选择明代徽州进士这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进士的登科年龄、任职时间对其高官机会的影响，研究在传统官僚政治下，年资因素在官员地位升迁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明代徽州进士的任职履历，尤其他们历官的最高职务，在史书中有非常全面的反映。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①只有3人任职履历未详。在所有记载徽州进士的材料中，关于其履历及官职的记载最为全面，其清晰和翔实程度是其他同级别的行政地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明代徽州进士中，又有至少149人的登科年龄和至少156人的任职时间可考，这也为研究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及其政治升迁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笔者相信，徽州进士的研究课题因为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研究这一群体的从政经历和任职情况，进行个案解剖，可以为明代政治研究提供具体、精确、可信的素材。
一、明代徽州进士的品秩分布
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从官至极品到不入流品，分布是错落有致的，我们以徽州进士历官的最高品秩（或称秩品、品级）为基准，给徽州进士的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进行分类。关于品秩，《说文》解释说：“秩，积也”；“品，众庶也”。品秩所反映的是官员的等第和次序。它是“一种秩序和等级的区别，也是不同官吏各自具有的基本等级”。[18](p532)个最高品秩从何而来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最高官职，来推断他们的最高品秩。在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本文所列的官员品秩，是按照《明史·职官志》中关于不同官职相对应的品秩等级为标准的。有些官员虽然位居相应的官职，可能其品秩未到或超出了相对应的等级。例如， ①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学界说法不一，主要是因为徽州进士中，有大量寄籍外地者，导致了计数的困难。笔者在详细考订的基础上，撰写了《明代徽州进士考》（未刊）一文，得出454名进士的数字。
1
按照《明史·职官志》的品秩制度，把所有知县都视为正七品，所有知府都视为正四品，而不考虑个别存在的非正七品知县或非正四品知府的特殊情况。
其二，本文中所说的品秩是指其任职期间的最高官秩。有些进士因其在工作中获罪，或因工作失误而降职，使得他们最终官职与最高官秩不一致。比如永乐二年进士汪彦纯，由监
（卷一二一）
察御史被降新会县教谕。[9]这样的情况，按照他的最高官职来对待，即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不是按照教谕对待，作未入品。
其三，本文中进士的官秩是指在明朝政府中所任职务的品级而言。晚明时期，有降清或归顺农民政权者，其所任官职不计入其中，而在南明政权任职者则计入其中。如崇祯十年进
（卷一五）
士黄澍，在明任监察御史，在清任福建副使，[11]其最高官秩从明时的御史，而不是清
（卷二七七）
时的副使。又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他在弘光政权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1]则定其最高官职为侍郎，最高品秩为正二品。
其四，总督、巡抚等督抚高官的品秩界定，需要特别考证和说明。明代官员之督抚地方者，有多种中央官官衔（如尚书、侍郎等），但都要挂上佥都御史、副都御史或都御史的名义，如《明史》中说：“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又说：“其以尚书、
（卷七三）
侍郎任总督军务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1]但我们考察明代徽州进士的时候，并非全如《明史》中所说的，以尚书、侍郎巡抚者，就有兼都御史衔。比如，据《国榷》：隆庆三年，徽州进士殷正茂，晋兵部右侍郎巡抚广西，万历三年又总督两广军务。他所兼的督
（卷六七）
察院官职是佥都御史。[2]《道光肇庆府志·职官志》的记载与《国榷》同。万历五年，殷正茂加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明史·殷正茂传》则说：“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书兼右副
（卷二二二）
都御史。”[1]《国榷》的记载亦相同。笔者之意不在纠举《明史》之自相矛盾处，而要说的是，如何给总督、巡抚定官品。就殷正茂的例子来说，他一人兼三职，他究竟是几品官呢？隆庆三年，他的官职是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如果按照侍郎则是正三品，如果按佥都御史他是正四品；万历五年，他的官职是尚书兼副都御史，如果按尚书则是正二品，如果按照副都御史则他是正三品。经过对徽州进士之任巡抚者的履历进行详细翻检，我们看到类似的例子很多，总督、巡抚在督察院的官职，往往低于他的原任职务。面对这样的情况，笔者从其原任职务的品秩，而不从其督察院官的品秩。这样，我们就解决了殷正茂的品秩问题，即他在隆庆三年是侍郎正三品，万历五年升尚书正二品。类似情况也如此解决。
10080进士60数40量20031472819312075441718640197583正一从一正二从二正三从三正四从四正五从五正六从六正七从七正八品未任最高品秩图1 明代徽州进士品秩分布详图
依据上述原则、标准和具体的操作方法，笔者对徽州进士的官职进行了全面考证，并对他们分属的品秩等级作出了划分。每个品秩等级的数量如图1所示。在总共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有451名任职情况可考，另外3人任职未详。在451名任职情况可考的进士中，有
2
未入未详8人未仕，即不曾担任任何官职，有5人的官职未入品。
在未入品的5人中，有翰林院庶吉士2人，观政进士2人，另有1人从事编纂实录工作。进士观政制度和庶吉士制度是明朝最有特色的官员铨选制度之一，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创，其基本规制为：“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其观政于诸司，各以所出身禄米，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进侍衙门观政者，为庶吉士，在六部及诸司观政者，
（卷一七二）
仍称进士。[3]按理说，观政进士只能是官职的候选者，而非实任官员，但因为进士及
[19](p601)
第后，即可食“进士八品之禄”，既有工作实习的特征，也有协助官员办理庶务的职责，
因而可作为未入品之官员来看。至于翰林庶吉士制度，后来又独立于观政制度而存在，成为进士继续在业务和学业深造的一种形式，更像是一个最高规格的大学，承担着培养“平章军
（卷三二）（卷七○）
国”之高级官员的使命，[13]“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1]因其不好归入其他类别，亦与观政进士一并放在未入品官员之类。另有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程昊，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奉命赴庐、舒、宣、池各府采集资料。从县志及府志所记述的情况看，他不应该是修纂或编修之类的官员，而只是充当帮手，参加锻炼、实习之性质。严格地说，这5人同属于有职而无品的类型，但计入未入品亦无大妨碍。
3个任职未详者，他们是：洪武十八年进士程源，婺源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程綋，休
宁人。崇祯四年进士郑元禧，是寄籍未任与未详2%三品以上六品以下仪真的歙县长龄郑氏中的一员，该家
28%34%族是明末科举大族，崇祯十六年进士郑元勋，郑元勋可能是他的弟弟或从弟；同为崇祯十六年进士的郑为虹，是元勋弟元化的儿子，即元勋的从子。《扬州画坊录》卷八记，扬州城四至五品35%西有郑元勋祠，元禧在从祀之列。可见，元禧与元勋、元化关系密切，可
图2 明代徽州进士品秩分布略图
能是兄弟或从兄弟关系。
我们再进一步将所有进士的品秩加以归类，使之更加简明化。笔者将三品以上者，称归入高官型，将四至五品归入普通型，将六品以下归入小官型（未入品者亦归入其中），另外，将未任与未详者归入一类。由此，得出了明代徽州进士品秩分布的略图，如图2所示。明代徽州进士中，未任及未详者14人，所占比例是3%；其最高官秩为六品以下的小官为155人，所占比例34%；四品至五品的普通官为156人，所占比例是35%，而三品以上高官人数是129人，比例是28%。我们把徽州进士的高官机会确定为0.28。由于我们所看到的材
料中，那3个任职未详者，几乎没有官至三品的表1 徽州进士的登科年龄
可能，所以笔者相信，0.28这个数字是明代徽州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进士高官机会的真实反映。接下来，我们就用不
24岁以下 14 9
同登科年龄和不同任职时间对于明代徽州进士高
25-29岁 30 20
官机会的影响，来考察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
30-34岁 35-39岁 40岁以上 总计
56 35 14 149
38 23 10 100
二、明代徽州进士的登科年龄及其高官机会
记载明代徽州进士登科年龄最权威、最全面的文献是明代各科乡试、会试和廷试的《明代登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
科录》，但宁波天一阁所藏《登科录》至今还没有
对外开放，笔者无法见到和使用这些文献，只能根据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和各种文献中所记录的进士履历，对明代徽州进士的情况进行考索，得到了其中149人的准确登科年龄，其中98个来自《登科录》，其余51个则来其他各历史文献。这149
3
人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2岁。为进一步分析，笔者将他们按照登科年龄分成五个年龄段，各年龄段的人数及其百分比见表1。从中可以看到，登科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以上，39岁以下，所占的比重81%，而24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加起来也只有19%。
如果这149人可以代表徽州进士的总体情表2 明代进士的登科年龄（百分比）
况，这组数字也大致可以反映明代徽州进士年
年份 29以下 30-39 40以上
龄结构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它是否与全国的
永乐九年 25 62 13
情况相一致呢？现在，我们再考察一下明代全
正统元年 35 51 14
国进士的年龄结构。钱茂伟先生根据《登科录》
弘治十二年 20 65 15
统计了永乐九年等七科进士的年龄，得出了表
嘉靖二十六年 22 65 13
的结果。钱茂伟先生总结说：“从时间上说，
隆庆二年 27 58 15
万历之前，以年龄30-39岁一档为多，进士年
万历八年 49 49 2
龄有偏高特点；万历以后，进士年龄结构呈下
万历三十二年 47 37 16
降趋势，以20-29岁一档居多。”[21](p132)（参见
资料来源：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表2）总体来看，徽州进士的平均年龄32岁，第131-132页。 应该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接着对隆庆以前和万历以后的进士年龄进行考察，以与钱茂伟先生的统计数据和结果分析进行比照。在上述149人中，隆庆以前的进士为115名，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3岁；万历以后的进士有34名，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是31岁。这个结果与钱茂伟先生的分析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洪武六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停罢科举，实行察举的诏书中，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批判，认
（卷八一）
为：“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12]从总体情况而言，只有万历朝有这种倾向，其他各朝科举所选拔的，还都是以年富力强者为主的。明代全国进士的登科年龄分布显示了这一点，徽州进士也从另一侧面对此折射了这一点。
上述有登科年龄记载的149名徽州进士中，他们的登科年龄对他们是否能够成为高官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就不同年龄段进士成为高官的机会进行了计算，得出：登科年龄在29岁以下者，成为高官的机会最高，为0.55，30至39岁者较低，为0.36，而40岁以上者最低，只有0.21。（见表3）
表3 登科年龄对高官机会的影响
登科年龄 29岁以下 30-39岁 40岁以上 总计
人数 44 91 14 149
高官 24 33 3 60
高官机会 0.55 0.36 0.21 0.40
修正机会 0.42 0.24 0.09 0.28
误差分析 +0.16 -0.02 -0.19 —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说明：本表中所列之进士的149名
进士的高官机会0.40与徽州进士平均高官机会0.28之间存在+0.12的误差，作者将各年龄段的机会减掉0.12得出了各年龄段高官的修正机会。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149名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40，要大大高于徽州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28。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除了《登科录》、进士题名碑是对登科进士的客观性描述文献外，其他史书多搀进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历史文献无法客观地记录所有官员的所有情况，只能介绍部分官员的部分情况，这种选择是有偏好的，这种偏好又总是倾向于成功者的，官位高低则是衡量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这样，高官品的人，本身就获得了更多青史留名的机遇。换句话说，史书中留有出生、登科年龄等详细履历者，很可能就是高官。这样的情况，无疑使这149人成为高官的机会增加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方式使得此149人的平均误差有所低点：这149人的平均高官机会是0.40，比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高0.12，我们可以把各年龄段进士的高官机会均减掉0.12，即可得出一个修正机会，这个修正
4
值可以相对客观地反映各年龄段的高官情况。在表3及表5的最右一列，我们做了误差分析，这个分析是指该组进士的高官机会与徽州进士平均高官机会的比较。用“+”符号表示超过平均机会的数值，用“-”符号表示低于平均机会的数值。
在表3中，登科年龄29岁以下者，其高官机会比徽州进士的均值高出了0.16，而40岁以上的人，其高官机会则比均值低了0.19，两者相差十分悬殊。进士登科年龄和他们成为高官间存在很大的关系，大体而言，登科年龄与其高官机会成反比，即登科年龄越大，高官机会越小。
三、明代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及其高官机会
笔者通过检索徽州进士的从政情况，得到了156个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与登科年龄比较精确的情况不同，这些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并不十分精确。这包括以下几种缘故：
其一，有些徽州进士在任职期间有因病休假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在历史文献中有的有所反映，有的没有记载，类似的情况如果不是时间特别长，笔者将其忽略不计了。
其二，多数徽州进士在任职期间，有丁忧的情况，但在文献中，大多得不到精确反映，因而一概将丁忧时间计算在任职时间之内。
其三，有些徽州进士因受处罚而“闲住”或“勒致仕”，但很快又被重新起用，他们闲住和短期致仕的时间也没有被扣除掉。
因为以上三种情况，使得多数徽州进士的实际任职时间要比笔者所统计的任职时间少些。不过，笔者认为，丁忧、休假、闲住或短暂致仕，也是官员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完全退休还是不一样的，将其列入任职时间内，也是可行的。
其四，还有个别进士的任职时间可能要稍多于笔者者所统计的时间。比如永乐十三年进
（卷七）
士方勉，“天顺初晋朝议大夫、亚中大夫，致仕”。[7]笔者是将天顺初按照天顺元年来处理的。显然，“天顺初”可能是一个精确的概念，特指天顺元年，也可能是个模糊的概念，涵盖天顺元年、二年，甚至三年。
其五，有些记载中存在着很模糊的现象，比如说某人“历官十余年”，因不能准确考证，暂作十年来看待。类似的还有“居家十余年”，而没有居官时间的记载，笔者所采用的办法是将其年龄（假如其有年龄记载的话）减掉登科年龄（当然是有登科年龄记载的）再减去居家的十年，作为他的从政年龄。
因为这些缘由，统计上的误差，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以上两种误差虽然存在，但不会对我们的统计分析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上述156名进士的任职情况，表4 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
进行全面的分析了。还是按照登科年龄的统计方法，
任职时间 人数 百分比
我们把任职时间分成四类，各类人数及其所占比例见
30年以上 34 22
表4。经笔者计算，这156位徽州进士的平均任职时间
15-29年 56 36
是18年。如果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全部徽州进士的情况，
14年以下 55 35
而同时上文所计算的149位徽州进士平均32岁的登科
未任 11 7
年龄也可以代表全部徽州进士平均登科年龄的话，那
总计 156 100
么，徽州进士的平均去职年龄是50岁。这个数字在现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
代人看来，是不高的。若再去掉他们因丁忧、病假、
闲住和短期致仕的时间，他们的实际工作年龄还远不足18年，而他们的平均去职年龄自然也就不到50岁了。应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的。这对政府完成组织的人材培养和使用目标，对进士实现自身的发展愿望和人生追求，都是不利的。正如当代学者所看到并指出的：“如此短暂的仕途生涯，对国家、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21](p134)
在徽州进士有任职时间可考的156名进士中，任职30年以上者，其高官机会为0.88；
5
由进士任职15至29年者，其高官机会是0.61，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只有0.06。（见表5）其中也有与登科时间同样的问题，就是这156名进士成为高官的平均机会0.44要大大高于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0.28。原因也和上述的情况一样，即高官的任职时间，更容易受到关注，也更容易地被史书所记载。和登科年龄的操作方法相同，我们将每个任职时间段的进士高官机会减掉所出现的0.16的误差，得到各任职时间段的徽州进士成为高官的修正机会。其中任职14年以下者的机会本来为0.07，如果再减掉0.16，则成了负数，显然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认定其机会接近0。
表5 任职时间对高官机会的影响
任职时间 30年以上 15-29年 14年以下 未仕 总计
人数 34 56 55 11 156
高官 30 34 4 0 68
高官机会 0.88 0.61 0.07 0 0.44
修正机会 0.72 0.45 ≈0 0 0.28
误差分析 +0.44 +0.17 -0.28 -0.28 —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说明：本表中所列之进士的156名进士的高官机会0.44与徽州进士平均高官机会0.28之间存在+0.16的误差，作者将各年龄段的机会减掉0.16得出了各年龄段高官的修正机会。
一个任职14年以下的进士，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一个任职超过30年的进士，他们的成功机会（经过修正后）为0.72，比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高出了0.44。这个差别，实在太大了。
我们再考察一下明代徽州进士中那4个任职14年以下的进士高官，他们都属于非官僚体制下的升迁特例：
1、洪武二十一年状元任亨泰。他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宠信，据史书记载：“（亨泰）
（卷三）
为修撰，每召建议，即赐手诏，书襄阳任而不名。寻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14]
（卷四九）
洪武二十七年，即任官的第七年就被提拔为礼部尚书。[12]
2、崇祯四年进士江禹绪。为河南杞县籍，歙县人，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从顺天府丞做到了宣大总督。据《三垣笔记》：“禹绪为周延儒门生，居官有烦言，陪推宣大总督，都给
（卷下）
事中章正宸以为不可，冢宰李日宣承延儒意，改正点用。”[15]虽然周延儒气势为一方面因素，但因“边警”、“匪患”而急于用人，则使其破格超擢成为可能。②
3、崇祯十年进士洪天擢。此人履历十分复杂，各记载众说纷纭。《道光徽州府志》和《民国歙县志》都说他在明亡即殉国，并列入《忠义》门。但戴笠的《行在阳秋》说：“隆武二
（卷上）
年李成栋陷广州，与何吾驺等降清。”[16]笔者从王夫之《永历实录》的记载，认定他曾
（卷一九）
经是南明永历政权的吏部侍郎，在南明政权的内乱中为明军将领李明忠所杀。[17]南明已非明正统政权可比，其高官也非由传统官僚政治所得。
4、崇祯十六年进士吴闻礼。此人是因为“剿匪”的需要破格他提升的副都御史。据《道光徽州府志》：“乙酉（弘光元年）十月，徽郡破，闻礼领兵去。再授兵科给事中，旋晋右副
（卷八）
都御史，巡抚福建上游，与詹兆恒同守仙霞关。清兵破关，殉国。”[8]其任授副都御史也是在南明的时候了。
以上4例分别在明朝的开国阶段和亡国阶段，是在需要破格使用人才的时候，他们因形势所迫或机缘巧合，才脱颖而出的。可见，他们之为高官，纯属特例。如果去掉这4例特殊形势下产生的高官，在整个明代的徽州进士队伍中，则没有任何人在任职14年以下而成为高官的情况了。可以确定地说，在正常的官僚体制下，明代徽州进士任职不足15年者，其 ②
江禹绪后来降清，以兵部侍郎、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八；《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44页。
6
高官机会为零。
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与其成为高官之间的关联是：任职时间越长，成为高官的机会越高，任职的时间越短，其成为高官的机会越小；任职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因任职长短而产生的高官机会差异是巨大的。
四、年资：明代官僚政治的关键词
徽州进士的高官机会显示，年资因素，是他们政治地位升迁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年资所以如此重要，与明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考核标准的混乱与模糊，无法准确地予以执行，故而只能寻求变通之道，对年资因素的重视，是这种变通的结果。
明代的官员考课，大致有两途：一是每三年进行的“小考”和每九年一次的“大考”，在明初的洪武、永乐间即已经定型化。二是永乐、天顺间本为临时组织的对某类官员的“因事考察”，称“大计”，后来演绎为“京察”，主要是对现任京官的考察，在弘治间成为定型化的制度。京察每六年进行一次。两种考核方式，加上期间许多变换的形式和途径，与唐代的“二十七最”、宋代的“监司七事考”的考核所不同者，就是不规定官员业务的考核标准，而是用“三等八法”的笼统性标准进行考核。“三等”即“称职”、“平常”和“不称职”，“八
（卷七○）
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1]与以前各代考课内容的相对具体不同，明代的考课制度是简约的，因其简约，而缺少可操作的硬性指标。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
明代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官员考核体系，却没有制定出像唐朝“四善二十七最”那样简明而易于把握的考核标准。……考核标准显得混乱和模糊。[19](p623-624)
在明代的考课中，以前各代的“政教”、“选贤”、“训导”、“关津”、“司事”、“均平”之类有关政治、教育、经济、军事方面的考核指标不见了，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鼓励官员积极进取的内容。笼统的评价称职与否，并着重惩罚后进的结果，助长了官员的消极情绪，形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由于指标的“混乱和模糊”，缺少系统的、清晰的、可操作的标准给官员作出称职与否的结论，考课工作只好作技术上的权变，实际的考课中只执行了两项可操作的硬指标，即钱粮和刑狱，而前者又是重中之重。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
（卷一二）
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未完不许完足，方许给由。”[6]明中后期以后，经济状况日趋紧张，所以对于钱粮的追征效率，几乎决定了官员的升迁命运。由此，对一个官员的考课，与其说是考察他的从政能力，不如说是考察他征税本领。在唐代，征税本是官员最低的分内之事，在考核中占有限的分数，而在明代，则几乎成了官员的主要工作，成了考核的主要标尺。
衡量官员的指标多，其积极的方面在于一个官员不会因为其中某项指标不及格而彻底失去了进取的机会，而衡量的指标少，其问题在一个指标一次考试定终身，显然只能让官员消极应付。目标决定责任，指标少了，官员要承担的责任也就少了。这种消极的考察指标及其标准，对于能够擅长横征暴敛的官员来说，可谓如鱼得水，而对勤政爱民的官员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一个官员，只要他们不受道德和恻隐之心的束缚，横征暴敛则不为难事。这对一个官员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官员只要横下心来聚敛，然后剩下的就是积累年资、等待时间了。
第二，考课时间跨度的延长，使得官员的升迁频率降低，由此，年资便愈加重要。 中国文职官员的考课制度，自战国创设，在秦实现了制度化以后，考课时间变更不大：秦制每年一考，三年一总评，汉因之；唐代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宋代改为一年一考，三年大考，是为一任，即“三考一任”，金、元规制稍有变化，但大体相同。明代的考课制度与历代不同的，是其时间的拉长。其规制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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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黜陟。”[6]这样，每一考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每一任的时间由三四年延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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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明代官员的升迁原则是，“凡升迁，必满考”。[1]任职未满规定期限的官员，除非特殊需要不得辄加迁擢，而且对于任职已满期限，但治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员，也不轻加调离，往往提高其品秩而保留其职任。[19](p611)这就是说，除非特例，明代官员升秩，要九年时间；考核优秀的官员，到了九年考满升秩的时候，却可能恰恰因为他的优秀而不能得到职务的升迁。
明代官员其考课升秩的时间，是唐宋的二到三倍，明朝的“一考”，实为唐宋的“一任”。在明代，一个官员要正常升迁到高官，其升迁之路路，实在过于遥远。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有166人“卒于官”，即死在任上，他们中成为高官者，只有33人，占20%。“卒官”者的高官机会，只有0.20，低于徽州进士的平均机会。他们为国家“鞠躬尽瘁”，但国家所提供给他们的升迁机会因为时间拉长而大大地打了折扣。可以说，明代的考课时间的延长，是对其官员升迁机会的集体掠夺。成为高官的功成名就者，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足以忍受时间的煎熬，从而积累足够的年资。
第三，由于缺少清晰的界定标准，考语成了考课的绳墨，而写考语的主考官员的意向往往决定了考课的结果；皇权无所不在地介入，又增加了考课结果的变数。由此，人为因素的干扰，把考课的制度化特征剥削殆尽。在此，年资反而成了官僚集团格外重视的、用以对抗皇权和权臣的一个积极要素。
由于定量的内容少，而定性的内容多，致使官员考课中，主要依据主考官员的考语。明前期的考课是认真，考语也写的很翔实，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到晚期的时候，完全变成了走形式。后来考语也不愿写了，常常考课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敷衍塞责，将几个倒霉的小官考劣等充数。万历四十七年吏部尚书赵焕说：“季报考语，注劣者寥寥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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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即有开不过卑官，而府佐县正更不见一二。”[4]考语如此，以考语为基本依据的考课制度，自然变成了形式和虚文。有识之官对此深感忧虑，他们不禁问：“考核故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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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者仍任，不称职者奏罢，迩来尽皆称职，何以激劝？”[5]“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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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1]逐渐地，考课制度完全变成一种形式，不能达到惩恶奖善的目的，反而成了掌权者营私舞弊、打击异己的工具。 [20](p312)嘉靖三十五年考核两京大臣，礼部右侍郎严世蕃考核第一，而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赣南的汪尚宁（嘉靖八年歙县进士），被考核“衰庸”而罢职。这场考察完全是在首辅严嵩的操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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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第一名的严世蕃是严嵩的儿子，不及格的汪尚宁则在此前得罪了严嵩。[2]
权臣的影响，把考课制度失去了本有的公正，而皇权的全面介入，更使考课工作增加了一个十分难以控制的变量，考课过程由此受到干扰，考课结果当然要顺从皇帝的意志。“从根本上讲，考课是皇帝驾驭群臣之术，是皇帝的独有权力。”[22]如当代学者所看到的：除了三年一进行的“小考”，或九年一进行的大考，“定期的官吏考课，皇帝都参与期间。凡京察、朝觐，或者其他方式的考课都要得到皇帝的命令才能进行”，“皇帝的权力渗透到了官吏考课的每一个环节”，皇帝是“官吏考课的最高监督者”和“最高的主考官”。因此，“皇帝的好坏在官吏考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3]用“好”与“坏”来概括皇帝的从政情况，未免失于笼统，但在明代的皇权专制下，考课制度的宽与严，主要在于皇帝本人的性格和偏好。而过于简约的考课制度，本身极富弹性，在不同皇帝手中，其宽严尺度大有伸缩。明太祖、明成祖性情严酷，整饬吏治不遗余力，所以明初的考课制度得以严格执行。后来的皇帝，仿佛变得“宽宏大度”，他们逐渐对考课结果不甚重视，而不断有法外开恩的例子。景泰二年，吏部、督察院考课天下官吏，应黜退者730人，明代宗认为过于苛刻，令重新考察，挽留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弘治六年，考察当罢官员1400人，明孝宗认为，考察应“必指实迹，毋虚文泛言，以致枉人”，指令挽留其中的90人，吏部坚持己见，皇帝执意从宽。几度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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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吏部尚书王恕引咎辞职，此90人留任告终。[1]
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从皇帝本人到官僚集团，逐渐地丧失了对考课结果的信任度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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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课工作的执着度，官员考课制度沦为形式上的虚文，而官员本人对考课的过程及其结果也不甚在意了。这种考核形式虽然不曾间断地、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但实际的官员提升和任用，往往未必以考核结果作为依据。所以当今学者论曰：“有明一代的管理考核制度，至明中叶以后，便名存实亡了。”[24]
我们比较这样的两类进士，即考核成绩优等而应受到奖励的进士，与考核较差而受到惩罚的进士，考课结果与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之间非但不是正相关的，甚至是负相关的。首先看第一组“考核高等者”。表6中的10位徽州进士，曾经在不同类别的考课中取得最佳成绩，但他们的升迁之路与他们的考课成绩并不相称。
表6 曾考核高等的徽州进士的最高官秩
姓名 唐吉祥 郑行简 唐 泽 黄 训 谢 镒 江 珍 俞一贯 金继震 汪怀德 汪渐磐
登第时间 建文二年 永乐十三年 弘治十二年 嘉靖八年 嘉靖十四年 嘉靖二十三年 嘉靖四十四年 万历十四年 万历二十六年 万历四十七年
考绩
天下知县第一 浙江七十二县第一 治行天下第一 天下知县第一 治行最，具体未详 天下知县第一 天下知县第一 京官考课第一 考最，具体未详 天下知县第一
最高官秩
工部主事，正六品 上虞知县，正七品 湖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 历城知县，正七品 贵州布政使，从二品 监察御史，正七品 刑部郎中，正五品 监察御史，正七品 山东参议，从四品
出处 弘治徽州府志 绍兴府志 道光徽州府志 江南通志 歙献征录 道光徽州府志 道光徽州府志 民国婺源县志 道光休宁县志
甘肃巡抚副都御史，正三品 歙献征录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以上考课记载出自徽州府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等文献。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考课省第一、天下第一的官员，他们的政治升迁前景却十
分黯淡。他们中只有两个人成了高官，高官机会只有0.20，比徽州进士的平均高官机会还低。《徽州府志》中的《黄训传》说出黄训不得志的原因：“（训）考最至京，当道索以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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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是污我一生矣。谢不顾。”[8]《绍兴府志》记载郑行简的事更具悲剧性：他因为考最第一，“同列遂交忌之，竞为蜚语诋行简，行简乃飘然乞归”。他被攻击的理由是：“邑有老儒曰柳南仲贤而有文，行简敬之，悯其贫，赠以锦絮，南仲狷介不受，以钱百文橐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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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行简辞钱受诗，同僚以是诬之。”[10]这两个例子说明：第一，考课官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廉洁，如果考课的结果真实，那么考最者因其廉，往往象黄训缺少行走官场的“政治资金”而更多些倔强和清高，这是不利于他们的地位升迁的；第二，“考最”的官员，作为官场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往往会象郑行简那样招致同僚的“蜚语”而受到诋毁，他们的政治前途也因之受到了影响。
相反，在明代徽州进士中，有81人，因为各种原因，在大考、大计及临时性考察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当然其中也不乏受冤枉的例子），他们中有31人成为高官，机会为0.38。由于徽州进士受惩罚者太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只从位至高官的31人中，在任职期间考课及各类考察中有过甚至有罪而受到惩罚者，亦举10例，为第二组。（见表7）
需要对这10个考课有过或有罪的例子加以说明的是：一、明代，政治斗争相当复杂，皇帝专制、宦官弄权、官僚倾轧，等等，官场中所制造的冤案很多，笔者所举均为非冤案的例子；二、徽州府志及下属各县的县志，多因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需要，往往有意掩盖了徽州进士的一些不足和污点，或者他们受惩罚的事情被“忽略”不计了，或者他们受惩罚的原因被有意歪曲了，所以我们只能从《明实录》、《国榷》等文献中去寻找这样的线索，这些记载从中性立场出发，应该是相对公正的；三、表中所列是这些进士在居官期间所受的惩罚而不是最后的惩罚，比如勒令致仕者，最后都得到了重新起用；四、此表中所列者，非但官居高位，且为徽州府志中树为“乡贤名宦者”，即他们是高官，也是官场中的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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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曾获罪的徽州进士及其高官情况
姓 名
登第时间
考课罪名 为巡按杖杀知县，又私逮巡抚进京 奸叔之妾等 御史失仪不纠 考核不谨 不能平狱 不称职
科举取士不公允 庸劣，当罢 行贿当政者 涉嫌科场冒籍案
处分 形式 以惩贪，宥之 勒致仕 廷杖 闲住 下狱 调用 逮问 勒致仕 勒致仕 调用
最高官秩
出处
许仕达 正统十年 程敏政
成化二年
贵州布政，从二品 英宗实录卷二○三 礼部侍郎，正三品 孝宗实录卷一九 副都御史，正三品 国榷卷四○ 贵州参政，从三品 武宗实录卷一四五 户部侍郎，正三品 世宗实录卷二三一 都御史，正二品
世宗实录卷二八二
户部尚书，正二品 世宗实录卷一六六 副都御史，正三品 国榷卷六一 兵部尚书，正二品 明史卷二二二本传 礼部侍郎，正三品 国榷卷七三
汪 奎 成化二年 戴 敏 弘治九年 汪玄锡 正德六年 胡宗明 正德十二年 潘 潢 正德十六年 汪尚宁 嘉靖八年 殷正茂 嘉靖二十六年 张一桂 隆庆二年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的徽州进士数据库。惩罚情况载于《明实录》、《国榷》、《明史》等文献中，在徽州府志及各县县志中，这些罪过或未有记载，或进行过重新加工。
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让人颇有些难以索解，受惩罚者的成功机会，要大大高于受到奖励的人。这看似令人琢磨不透，其实按照明代官僚政治的路径来理解就变得简单了。因为考课制度的“名存实亡”，大家所关注的是时间，是年资，而非考课的结果。资历作为一个物化的刚性尺度，它重视人员的品级、官等、年资与资格，而不是工作职责的性质与程度。[25](p137)
年资因素所带来的政治前途的分野，不只是徽州进士中所独有的，它是整个明代官场的一般现象。推而广之，凭年头而进取，靠资历而升迁，又是官僚制度的共有特征之一，亦非明代所独具的特点。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现代官僚制度的特征，如：专业分工、责权分明、绩效考核、非人格化的管理等特征等，[27](p81)以年资为基础形成的等级次序和升迁规则只是其中的特征之一，而非全部内容。韦伯所论的是现代的成熟的官僚政治，而在相对不够成熟和不够完善的官僚政治中，专业化、责权分明、绩效考核的管理原则往往难以得到体现，因此，刻板的等级制度、凭资历的提升，即年资因素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显。由此，“就各人所具有之法定资格、经历累积而成的身份，以定其品位的高低”，[26](p168)成为不成熟、不完善的官僚政治的显著特点。年资之所以得到格外的青睐，是因为专业化、责任分工、绩效考核等其他指标要求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官僚政治发生蜕变的结果。
结语
任职时间，对一个官员的政治地位的升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影响，而登科年龄则是影响一个进士任职时间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年轻而及第，因此有更多的从政时间，进而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进士的登科时间和任职时间，对其政治地位升迁的影响，是一致的，虽然属于不同的考察变量，但所观察的本是同一问题——时间。由于明代官员考课制度的粗疏而缺少相对固化的硬性考核指标，使得考课工作流于形式，从考政绩、考才能变成了考时间、考资历。由此，时间成了从政的资本之源，资历成了升迁的希望所在。
就此说明代的官员考课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却也未必，因为还有一项考核官员能级的硬指标即年资。由于年资因素的存在，考课还仍然作为一种制度传续着，由官僚集团集体地坚守着。
重视年资的官僚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官僚政治是一种利弊兼有的现象，而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27](p83)在官僚政治下，依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授予政治职位，决定其政治地位的升迁，起码可以保证一个确定的条件，即它能确较高的职位“由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这虽然“对于资深者更有利”，但“这种自动规定可避免选择过程中的破坏性冲突”。[27](p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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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君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所谓“选择过程中的破坏性冲突”来自选用的随意性和升迁的偶然性，官僚政治未必能够选贤任能，但起码能保持政治生活的平稳有序，对皇权的无限扩张有其限制力。以年资为核心的考课制度，成了官僚集团和官员的的一项权利，他们利用这个权利与皇帝及其权臣的人治主义相抗衡。这样，由于有了以年资为核心指标的考课制度，才使得人事权力没有完全成为皇帝及其权臣私人的囊中之物，官僚集团因之有些许能够掌控的资源，官员也因之有一点可以自己能够把握的资本，而没有被彻底地剥夺干净。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itle:
The Factor of Seniority in Promoting of Official’s Political Status in Ming Dynasty----The Observation According to Huizhou Jinshi
Abstract:
There are 454 Jinshi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all 454 Jinshies, there are 129 people who have become high official, which means obtaining above third-rank, so the probability of high official on average is 0.28. In all these 454 Jinshies, there are 149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heir ages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nd they are 32 years old on average; there are 156 people who have records about their term of office, and they serve 18 years on average. The age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term of office are very important to a Jinshi, his probability of high official is reverse proportional to the age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nd is proportional to his term of office. In all Hiuzhou Jinshies of Ming Dynasty, whose term not more than 14 years, his probability nearly 0, and whose term no less than 30 years, his probability is 0.88. Seniority becomes the main factor in promoting of Jinshi’s political status, because of the official evaluation system in Ming Dynasty. For there is no clearly, practicable rigid standards, gradually, the seniority becomes a rigid measurement in deciding an official’s promoting chance and his political futur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Jinshi; Bureaucracy; Seniority; Probability of High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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