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12-08-09T08:51:15.450Z 来源：《中外健康文摘》2012年第19期供稿 作者： 夏铂 范灵* 马英锋[导读] 中医伤科方药历史悠久，从远古至战国时期是伤科治疗骨折用药感性经验积累时期。
夏铂 范灵* 马英锋 (宁夏医科大学 750004)
中医伤科方药历史悠久，从远古至战国时期是伤科治疗骨折用药感性经验积累时期；秦代至三国时期是伤科用药理论的形成时期；晋至南北朝时期是伤科用药经验的总结时期，隋唐时期是伤科方药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时期，宋金元时期是伤科方药理论总结与探索时期，至明清时期是伤科方药传统延续和创新时期。
通过研究发现：第一、伤科用药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发展历程。远古至战国时期药物多以单味药为主，多味药同用，出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趋势。秦代至三国时期伤科药物更趋于复杂化，不但药味增加，剂型也更加多样化，出现膏、丹、散等药物剂型[1]。晋南北朝到宋金元时期，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探索，方药继续增加，剂型更加复杂，除汤、丸、散、膏、丹外，还有糊、汁、酒、煎、熨、沐等。至明清时期，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形成依据骨折创伤后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选用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培元补肾药物的三大配方原则。伤科用药由博而约，完成了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发展历程。 第二，主张内外同治，出现伤科内科化趋势。
远古至战国时期伤科治疗出现了内外同治。秦代至三国时期伤科诊疗和用药开始出现伤科内科化趋势，此时期的伤科治疗偏重于药物疗法，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骨折固定，因而在临床治疗上出现一定的偏差[2]。晋南北朝时期内外同治用药方法进一步发展，选用苦寒攻逐、活血行血的药物治疗骨折。唐宋元时期伤科内治用药明显增加，蔺道人的七步法奠定了伤科用药内治法的基础。明清时期的由博而约内外用药治疗骨折，运用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培元补肾三大配方原则，使内外用药更加简便适用，伤科内科化趋势更加明显[3]。 第三，活血化瘀药为主，补虚药为辅的伤科用药原则
根据药物类别统计可知，活血化瘀药比例始终占据首位，各时期活血化瘀药为辛温。这一用药特点源于《内经》“有所堕坠，恶血留内”的理论及“血不活则瘀不去，瘀不去则骨不能接也，瘀去新骨生则合矣”的活血化瘀说。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行血，所以活血化瘀药配伍理气药以及活血理气药物能够得到广泛发掘。宋金元时期，活血化瘀药物增加，其原则更加细化，活血化瘀原则有攻下逐瘀、凉血活血，行气活血等种类。明清时期伤科活血化瘀药中增加了开窍药，有利于行血中之瘀滞和止痛的作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精神。根据药物类别统计可知，补虚药比例始终占据次席，各时期补虚药主要为甘温、甘平。由于受损后机体虚弱，中医治病求本，无论是外伤皮肉筋骨，或内伤脏腑经络，均可影响气血的正常运行，导致机体功能失调而产生一系列病理变化。而伤科疾患与气血的关系极为密切，气血互为依存，血虚无以载气，气亦随之减少；若血液大量脱失，则气无以附，导致阳气涣散不收，以致气脱、亡阳的危证。而“肾主骨”“肝主筋”且肝肾同源，肝血充则筋得濡养，肾髓足则骨骼强劲，筋骨损伤日久必累及肝肾。因此，临证用药补益气血和滋养肝肾尤为重要。
第四，使用频率最高的治疗骨折的药物和临床核心药物总结及用药组方规律。
根据统计，当归、赤芍、乳香、没药、附子、桃仁、川乌、白芷、甘草、熟地黄、生地、续断、桂心、牛膝、大黄为历代使用频率最高的治伤药物。可见，各时期辛温性药物的比重很大，治疗上以活血化疲、消肿生肌为主，如当归、乳香、没药、大黄、赤芍药，桃仁，以补虚为辅，如熟地黄、续断、黄芪滋阴、补肾、益气血；生地、续断、牛膝补肝肾、强筋骨，续折伤。
根据统计，核心药物为29味，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当归、肉桂、川芍、桂心，以活血补血，温通经脉为主。第二类：大黄、蒲黄、桃仁、蛇虫、赤芍、红花、自然铜，以活血祛瘀为主。第三类：甘草、白芍、续断、生地、牡丹皮、干姜、附子，以补益配伍温里或清热。第四类：川乌、牛膝、细辛、乳香、没药、骨碎补、白芷，以活血化瘀止痛，消肿生肌为主。第五类:防风、独活、羌活，以祛风解表止痛为主。
由此得出，伤科治疗骨折用药组方规律为:以活血化瘀药物为核心组方，配伍补益气血、滋养肝肾等补虚药物，再结合症状，适当配伍解表、理气、祛风湿、清热、止血、止痛、温里等品。参 考 文 献
[1]郭伟东.中医骨伤科用药剂型的历史演变.中医正骨.1999，11(4)：54-55. [2]韦以宗，主编.中国骨伤科技术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9.
[3]连智华.中医骨科内治法理论渊源探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5)：37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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