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毒性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西汉以前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故《周礼·天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尚书·说命篇》则谓：“药弗瞑，厥疾弗。”明代张景岳《类经》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论述了毒药的广义含义，阐明了毒性就是药物的偏性。
东汉时代，《本经》、《内经》已把毒性看做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如《本经》三品分类法即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做为分类依据之一。并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方法：“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内经》的七编大论中，亦有大毒、常毒、小毒等论述。如《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欲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把药物毒性强弱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四类。综上所述，古代药物毒性的含义较广，既认为毒药是药物的总称，毒性是药物的偏性，又认为毒性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
后世本草书籍在其药物性味下标明“有毒”、“大毒”、“小毒”等记载，则大都指药性的.毒副作用的大小。一般来说，现代药物毒性的含义两方面，一是指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某些治疗量已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一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产生严重或不可逆的后果。
对于中药的毒性必须正确对待，一般人们错误地认为中药大都直接来源于生药材，因而其毒性小，安全系数大，对中药毒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中药毒性，首先要正确地对待本草文献的记载。历代本草对药物毒性多有记载，值得借鉴。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出现了不少缺漏和错误的地方，如《本经》中把丹砂(朱砂)列为首药，视为上品无毒;《本草纲目》认为马钱子无毒;《中国药学大辞典》认为黄丹、桃仁无毒等等，说明对待药物毒性的认识，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不断修正，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
正确对待中药毒性，还要重视中药中毒的临床报道。建国以来，出现了大量中药中毒报告，仅单味药引起中毒就达上百种之多，其中植物药九十多种，如苍耳子、苦根皮、昆明山海棠、狼毒、萱草、附子、乌头、夹竹桃、雪上一枝蒿、福寿草、槟、乌、巴豆、半夏、牵牛子、山豆根、艾叶、白附子、瓜蒂、马钱子、黄药子、杏仁、桃仁、曼陀罗(花、苗)、等;动物药及矿物药各十多种，如斑、蜍、鱼胆、芫青、蜂蛹及砒霜、升药、胆矾、铅、密陀僧、皂矾、雄黄、降药等。由此可见，文献中认为大毒、剧毒的固然有中毒致死的，小毒、微毒，甚至无毒的同样也有中毒病例发生，故临床应用有毒中草药固然要慎重，就是“无毒”的，也不可掉以轻心。认真总结经验，既要尊重文献记载，更要注视临床经验，相互借鉴，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掌握中药的毒性，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产生中药中毒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剂量过大，如砒霜、胆矾、斑、酥、马钱子、附子、乌头等毒性较大的药物，用量过大，或时间过长可导致中毒;二是误服伪品，如误以华山参、商陆代人参，独角莲代天麻使用;三是炮制不当，如使用未经炮制的生附子、生乌头;四是制剂服法不当，如乌头、附子中毒，多因煎煮时间太短，或服后受寒、进食生冷;五是配伍不当，如甘遂与甘草同用，乌头与瓜同用而致中毒。此外，个体差异与自行服药也是引起中毒的原因。
掌握药物毒性强弱对于确保临床安全用药具有重要意义。在应用毒药时要针对体质的强弱、疾病部位的深浅，恰当选择药物并确定剂量，中病即止，不可过服，以防止过量和蓄积中毒。同时要注意配伍禁忌，凡两药合用能产生剧烈毒副作用的禁止同用;严格毒药的炮制工艺，以降低毒性;对某些毒药还要采用适当的剂型和方式给药。此外，还要注意患者的个体差异，适当增减用量，并说服患者不可自行服药。医药部门要抓好药品鉴别，防止伪品混用;加强剧毒中药的保管;严格剧毒中药的发放。通过各个环节的把关，以确保用药安全，避免药物中毒的发生。
根据中医“以毒攻毒”的原则，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也可采用某些毒药治疗某些疾病，让有毒中药更好地为临床服务。如用雄黄治疗疮恶肿;水银治疗疥癣梅毒;大枫子治疗恶疮麻风;斑治疗癌肿;砒霜治疗痔漏等等。
掌握药物的毒性及其中毒后的临床表现，便于诊断中毒原因，以便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抢救治疗手段，对于搞好中药中毒抢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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