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2020年第10期（总第172期）理
论观察Theoretic
ObservationNo.
10,
2020Serial
No.172??党史党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学术史研究胡俊祺（福建师范大学，福州350001）摘
要：关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纵观已有的研究成
果，学界大多集中在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历史研究过程以及实践路径等层面。在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
制的研究中，学界突破了原先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态度，并且大多都力求通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
景来分析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利弊，以及阐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内容和运作过程。但研究存在着史料挖掘不够、缺
乏整体性思维等问题，所以学界今后仍需从挖掘史料和呈现案例入手，多维度地研究和分析党的一元化领导体
制，以求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关键词：一元化领导体制；学术史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
2234（2020）1—
0053—
03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
。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全面抗战进入艰难时期，对
于中共来说，一方面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
争，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国民党再次叛变革命的危
险，再加上由于党内一些错误思想（如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的影响，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根据地经济发展困难，战略物资匮乏等现实情况，出于以上种种原因的考虑，中共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元化领导
体制。然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仅对中共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建国初期中共在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建
设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纵观学界对于党的一
元化领导的研究，主要集中该体制的形成原因、演
进过程等方面。一、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原因探究对于抗战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原因
的探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并且随着一些档
案资料的公开，关于抗战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
制形成的原因也逐渐清晰起来。但是关于党的一
。其一，认为全面抗战时期党建立一元化领导
体制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二十世纪四
十年代，抗战进入艰难时期，党内外斗争形势严收稿日期：202—
—
12峻，抗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困难，这就更加凸显建立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学
者们纷纷从分析历史背景入手研究一元化领导体
制形成的原因。诸如，全面抗战时期，建立党的一元
化领导体制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着宗派主义、分散
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思想，以达到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统一。⑴王明的右倾错误和
皖南事变的发生，进一步使中共中央意识到实现一
元化领导的极端重要性。⑵整风运动背景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促进了一元
化领导体制的形成。⑶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更加
强调各个部门紧密团结渡过抗战的艰难时期，再加
上中共自身领导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催
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4]“党的一元化领导体
制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
国近代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
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而且亦是因为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政权和民众团体本身就是党的领导的结果。”
⑸“中共一元化领导原则，对加强和巩固陕甘宁边
区等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使全
党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高度一
致的战斗团体，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各级政府、人
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领导和团结，克服
了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的“分散主义”“山头
主义”“宗派主义”，纠正了
“三风不正”的现象。”同
从这些可以看出，学界大多认为党建立一元化领导作者简介：胡俊祺（1994—）,男，福建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与党建-53-
体制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
有效地集中力量来渡过抗战的艰难阶段。对于以
上这些分析，笔者也十分赞同。但如果能够把一元
化领导体制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背景之下去研究，似乎更为妥当。因为党的一元化
领导体制不仅涉及到对自组织的领导，同时也涉
及到对他组织的领导。建党伊始，党以领导工会以
及工人运动为开端，进而把范围扩大到工青妇农
等组织；之后又建立了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等组
织。所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党已经在领导
他组织上积累了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也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因此，在
分析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原因时，不仅需要
考虑到党领导自组织的层面，也需要考虑到党领
导他组织的层面。其二，认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关
系不协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全
面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党政军民各个团体在敌
后抗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及时建立
统一领导的制度，时常造成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
不协调，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和建设。例如，高中华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双拥工作与一元化领导的强化》一文中指出，全面
抗战时期，中共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目的是
为了有效地化解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内党政军民之
间的矛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党政军民
更加团结一致抗日。之后，中共又把肃清官僚主义
作为突破口，开展双拥运动，进一步强化一元化领
导。⑺云光在《社会主义政治学》一书中也提到：“当
时，各根据地党内存在着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党
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其中表现之
一就是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不够，因而步调
不一致，各自为政，妨碍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建
设。”⑻因此，这就更加凸显了建立制度以理顺党政
军民之间关系不协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外有
学者认为，一元化领导制度的建立“纠正了一些政
府部门、军队和群众组织中工作的党员不接受党
组织领导的错误倾向，加强了党纪;另一方面，明
确了党组织与其他同级组织的关系，强化了党对
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⑼也有学者认为，“党的一
元化领导的实行，既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加强了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对于提高军队的质量和战斗力具有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各根据地
在军事建设过程中，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还理顺了
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种基本的抗日武装力量之
间的关系，有利于主力军集中精力加强自身建设，保证了反“扫荡”中主力部队的集中统一使用。
以上两者从一元化领导体制建立起到的作用和效
果进一步印证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关
系不协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但
是，笔者认为，在分析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时，可
以用一些具体的案件和例子加以佐证，因为史论
结合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笔者在搜
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当时根据地存在着一些这
样的问题，例如青年团体闹独立性、“第二党”倾
-54-向，留守兵团轻视西北局的领导，边区政府不尊重
西北局的领导等等，再加上当时根据地的艰难环
境，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
党要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所以，学界在分析党政
军民关系不协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
时，可以用一些史料和案例加以佐证，而不仅仅是
存粹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挖掘史料，尽可能地融入
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这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其三，从理论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一元化领导
体制形成的原因。张冰在《科层困境与国家建设的中国出路一以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
中心》一文中提出:延安时期，中共面临着三大困
境：“一是成本困境一资源困乏与科层膨胀之间
的矛盾；二是控制困境一党的统一领导与行政
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三是动员困境一自上而下
资源配置方式与底层动员手段之间的矛盾”；针对
这三大困境，“中共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并通过一元化政府管理体制革新，开创了一条突
破科层困境、实现低成本高效能管理的’扁平化"
出路。”⑴〕此外，则有学者将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国
民党的一元化领导作了对比，认为“中共的’一元
化领导’与国民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本质不同，是
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就领导主体而言，中共党的各
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就决策程
序而言，中共内部决定重大问题实行民主集中制；
就体制而言，边区政权结构是共产党领导的几个
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国民党的’一元化’领导
则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可同日
而语。”g以上两者分别从科层制理论和比较分析
的角度对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突破了原因仅停留在史料分析的困境，对学界进
一步研究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提供借鉴意义。二、关于一元化领导体制发展进程研究一元化领导体制对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在建国初期巩固
新生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然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分高度集
权，再加上缺少法制的约束，就造成了一些错误严
重的后果。之后，在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之
下，一元化领导体制最终被党政分开的方式所取
代。对此，学界研究亦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抗战时期，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
示下达之后，党委实际上成为了决策的中心，内部
实行的是集体协商、主席拍板的有限民主决策模
式，这较好地适应国内环境和革命形势的需要。[13]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出于军事
斗争和统一筹建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需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化，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体制方
面，“一元化领导”的惯性继续保持下来。中共八大
形成的党内领导体制体现了这种惯性的作用。”〔15〕
同时，“经济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
领导工作第一线，通过一元化领导代行国家功能。
计划体制的确立以及运行大大强化了党对社会的组织力与整合力，强化了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社会
的功能和机制，强化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
心作用。”?九大以后，中共方面开始恢复和加强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得当时的革命委员会的职能发生改变，尽管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存在弊
端，但也一定程度上结束了革命委员会之前混乱
的状态。[17]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对“党的一元化领
导”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必须否定“党的一
元化领导”，认为它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是适
应于群众运动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的，不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⑻这个观点主要
是鉴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弊端因而为了
适应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而提
出的，其“认识”源头要追溯到人们对邓小平在《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提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
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19〕
的批评意见的“误解”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初含义来为这
一原则做理论和实践的辩护。⑷另外，亦有学者认
为集权式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得中共具有足够
的社会动员力、社会整合力和政治领导力，将一盘
散沙式的中国整合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之后这种一元化领导体
制逐渐演变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了党政、党法与党社等关系的扭曲，导致国家权力结构失
衡、政治系统变形。〔21〕三、一元化领导体制研究不足与思考综上所述，学界对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主
要在原因分析、演进过程和实践路径上，并且在研
究的过程中，也借助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论
证，突破了原有对一元化领导体制利弊分析研究。
可以说，对该问题的研究，学界处于不断地在深化
过程中。但由于一元化领导体制涉及的范围大、跨
度时间长等原原因，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存
在一些不足。总的来说，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不够
系统、不够深入、不全面。其一，对于一元化领导体
面抗战时期，未能够把视野放宽到整个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仅存在偶
然性，亦是存在必然性。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党在
对自组织和他组织的领导上所做出的努力，亦是
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其二，对于一元
化领导体制的演进过程，由于时间跨度长，学界在
论述的过程中大多都是点到为止，缺少历史背景
的分析，也缺少深入的研究探讨。可以说，对于各
个时期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需要结合时代
背景，才能更好地分析其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其三，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践层面上的研
究，缺少系统性。一元化领导体制所涉及的范围包
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所以在研究
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实践路径上，需要进一步突破
原有的集中在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的研究，尽可
能地做到各个方面地结合。其四，史料挖掘不够。
学界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缺少一些一手
资料的支撑，尤其是在还原历史史实和实际案例
支撑这块比较欠缺。因此，进一步挖掘史料仍是学
界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参考文献〕〔1〕吕小蓟.关于延安时期一元化领导体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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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性质不一样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够同起来的，他们的性质不一样。
一元化领导区别是即同一层次各个不同性质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均接受同级党组织统一领导的一体化领导体制。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区别是指同一层次各行政组织或同一行政组织各机构只受同一上级组织或首长的统一指挥和控制的组织体制。
篇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作者：韦荣锋;杨瑾作者机构：广西民族大学出版物刊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页码：155-156页主题词：党的建设;领导体制;一元化;启示摘要：为了加强统一领导,便于协调各方,克服分散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确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执政建设时期,这种领导体制被不断强化,弊端不断显露出来,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重大挫折。"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历史实践为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篇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社会活力和社会秩序的辩证统一，是衡量道德、法律、规范、制度等游戏规则的重要尺度。社会缺乏活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不利于发展创新，正如孔子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社会失去秩序，则足以毁坏社会财富，不利于文化的继承延续，正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一）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历史依据
明清以来，尤其是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来，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市场的客观现实，迫切需要中国形成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证之以西方国家发展壮大的历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因其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实现了激发社会活力和保持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进而完成了从世界边缘到世界中心的巨大跨越。而我国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和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历届中央政府都是弱势政府的事实，致使虽然新式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下的中国终究未能走向强大，民族命运也因此更加悲惨。掩卷沉思，我们落后挨打的根源该如何破解？
然则，旧中国的问题还远甚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对外没有挣钱的手，对内没有存钱的篓），决定我们必须先完成驱逐列强出中国、保护好自己资源的民族革命任务。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再加快推进工业化建设。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论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深刻内涵和历史逻辑。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建立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中央政府，而代表最广大弱势群体利益的强有力政党无疑是必然选择！理论如此，实践也是如此，也正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华民族才终于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
（二）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应该指出，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奋起自强，救国主张和救国实践何其多也。欧风美雨汹涌澎湃而来，民族抗争一
浪高过一浪。但或因自强主张橘化为枳，或因救国道路缓不济急，或因救国党派私心自用，结果均归于失败。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深刻把握、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终于走出了一条让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道路。读史者需以史为鉴，在新时代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首先，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列强通过战争侵略掠夺财富、转嫁危机的历史。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鼓动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迷信炮舰政策，仗剑行商。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武力实现民族独立和获得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珍宝岛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该思想的具体实践。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其次，注重“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枪杆子万分重要，必须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决定了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通过思想政治建设、群众路线、军政双首长制等措施，克服了军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确保人民军队忠于党，确保枪杆子为人民服务。
再次，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党和军队强大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人民，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不变的政治智慧。毛泽东一生炽热的民本情怀迈古超今，提出并始终践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万岁”等理念。坚持群众路线、提倡调查研究、推动干部下乡蹲点、鼓励将军下连当兵、严厉惩处腐败、坚决整治特权、推进建立赤脚医生制度、倡导学习雷锋等。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强有力的政党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了存在感，活力自然就涌现出来，火红的年代，以大寨精神、大庆精神为代表的时代精神就是最好的佐证。
最后，强调“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为了实现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错误及解决国家治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弊端，在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坚持“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党中央对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最高军事机关中央军委及全国政协的领导。坚决避免出现“一国三公、政出多门”式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推诿扯皮等乱象，确保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进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
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无论是救亡图存的生存需要、工业化建设的发展需要，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条件。对此，毛泽东无疑有开创之功，居功至伟。
《资治通鉴》早有明训：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后来者要思考和实践的是如何做到有守成之功！
篇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指什么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指在党和国家的各个领域中，党的地位和作用是最高的，党对国家和政府、军队、企事业单位、群众组织等各种力量实施全面领导，实行一整套完整的领导制度，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篇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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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CHAOa党的全面领导的“集结号，，:任弼时《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O许顺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抗日战争
时期，为统一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
民（民众团体）的行动步调，使政
治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和军
事工作紧密结合而采取的一项重
要政策。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
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
系的决定》规定：“党是无产阶级
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
式，他应当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
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
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
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
的党的委员会。”这是党的一元
化领导的最初表述。1943年1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
议上所作的《关于党的一元化领
导问题》，吹响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集结号”，进一步阐明了建立党
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及其基本
原则，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
了基础。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缘起1940年3月，任弼时和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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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等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受到了党中
央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因为国统
区工作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延安去了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
方局的工作。任弼时则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协助
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党的七大，参
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成为毛泽
东的得力助手之一。此时，延安面临的革命形势
非常严峻。从客观上来看，抗日战
争处于相持阶段，日寇停止正面进
攻，以主力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18个抗日根
据地，担负着和侵华日军的40个
师团中17个师团作战的任务。远在
重庆的蒋介石却消极抗战，积极反
共。敌后抗战陷入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
大，要求我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
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
活动的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的扩大和增强，要求各
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
从主观上说，虽然各抗日根据地党
的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党政军民各
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但
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
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
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
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
分，党员包办民众团体等。这些不
协调的现象，妨碍抗日根据地的坚
守与建设。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
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
一元化。面对这一严峻的革命形势，任
弼时积极协助党中央理顺关系、健
全制度，从组织上保障党的统一
领导。当时，延安有中共中央的直
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
关三大系统。由于没有中央一级
的行政管理机关，没有统一的规
章制度，三大系统各管一摊，许多
事情无人负责，或是无章可循。为
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散漫拖沓的“游击作风”，任弼时便着手建立
中共中央办公厅，由他兼任办公厅
主任,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
富春担任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
下设秘书、总务、警卫3个处，建立
党史文献I
?了行政制度、干部供给制度、财务
会计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制
度等，使三大系统的机关工作逐
渐条理化，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
同时，他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2年9月1日作出的《关于统一
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
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中央
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党为中
心的一元化的领导。”1942年，为了进一步推进延
安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中共中央
委托任弼时和王稼祥指导召开以
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中共中
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1942年
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
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幵。
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整
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党政
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
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时在大
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
的长篇，《关于党的一元化领
导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要义《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后来选入《任弼时选集》。该文主
要针对当时党处于分散的独立作
战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分散主义和
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阐明了建立
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要求全
党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该文的基本要义如下：第一，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作
用。文章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
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
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
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
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1938年，任弼时（左一）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
等）能够实现党的主张，执行党的组成的。因此，它有责任并具有一
政策，就是说，党的主张与政策要
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
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来实现的。要
革命的组织。”文章重申了
“个人
达到这个目的，这些革命组织所执
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
行的政策和所进行的工作,党必须
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
加以研究、讨论和决定，以负起领
委，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
导的作用。”中制的原则，批判了怀疑党的主张
第二，正确估计和认识边区的与政策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
民主问题。文章明确指出：“陕甘宁
见的错误思想以及对“三三制”政
边区的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和内容
权的误解。文章明确指出：“我们
上都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但一般说
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从无
来，它早已是民主的政权，是中国
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
最进步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新民主
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
主义的政治。”这是“因为今天边区
政策的，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是由人民选
利益,又是与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
举出来的，人民已经直接参加政权
致的。”“我们所说的"三三制"，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选举出来
是除了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外，其
的政府，又是为人民办事的，组织
他三分之二，要保证不是什么坏
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
O人，而是人民中的进步分子（赞成
“边区人民已经享有言论、集会、抗战与民主）和中间分子（赞成抗
结社的自由，一直到组织人民武装
战，对民主也不坚决反对）□只有
的自由。像这样的政治，可以肯定
这样，才能保证党在’三三制"政
地说，已经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
权中的政治优势。”文章严厉批评
政治”
o任弼时还一针见血地批判
了对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进
了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错误倾
行妨碍的错误说法和做法，严正
向。明确指出：“今天边区民主政
指出：“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
治的中心问题，不是"选举第一"，织，并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争取
而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
这些革命组织（如政权、群众团体
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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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CHAO?>对于这些军阀主义倾向，如果我们
“不想办法去克服它，任其自流地
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国民党
反动派不断制造摩擦，各抗日根据
地各自为战，党政军民关系协调不
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严重
发展下去，那是可以使我们的军
队逐渐变质的”
o他进而阐述了军
阀主义产生的原因，并明确指出：“今天我们的党，提出了思想上的统一，提出了建立以党为中心的领
等严峻形势，迫切需要加强党的_
元化领导，形成党中央权威和革
命领袖的核心地位，以统一全党思
想和革命意志、革命行动，共克时
导一元化，就必须在部队中幵展反
延安时期曲任弼时第三，肃清部队中的军阀主义
倾向。任弼时明确指出：“我们党
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人
民的军队。”
“我们军队和老百姓
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
的。老百姓依靠军队来保持他们
在革命斗争中所既得的果实，军队
也必须依靠老百姓才能生存、巩固
与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
鱼与水的关系，谁都离开不了谁。
但是如今的军队中出现了某种军
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延安留守
方面：一是表现在军队中的某些干
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有一种
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势力的坏想
法。二是某些部队中的某些指挥
员，产生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
现象，产生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
化思想。三是表现在军队中政治工
作和党的工作的松懈与削弱，政治
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威信日
渐降低。四是表现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比以前差了一些。军队照顾
人民的利益和帮助老百姓做事是
不够的，而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情
发生得相当多。任弼时严正指出，Page
/
50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
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
”第四，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
导。任弼时深刻分析了某些同志对
党的认识，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对
革命军队的认识，对战争环境的认
识，对政权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对
统一战线问题、对根据地建设问
题、对青年运动问题等存在的许
多模糊或错误的观念，这些虽然未
占主流，但它影响党的一元化领导
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彻底地
揭穿它、批判它与纠正它，反而采
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它存在，让
它发展下去，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
就无法建立，高干会上所决定的许多政策也就无法执行，无法贯彻
到底”。因此,他要求“西北局的每
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组织，只有
爱戴西北局，坚决执行西北局的决
定，才能表示他们真正是拥护党
中央的正确路线，真正是爱戴党
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
志”
o这对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毛
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振聋发隈的作用。党的全面领导焕发时代光芒任弼时的《关于党的一元化
领导问题》，形成于全面抗战进入
相持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
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日寇对敌后
艰。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战争年代的特殊形势和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它对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协
调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步调起了重
要作用，保障了抗战的胜利和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今天，党的一元化领导并
未过时，仍旧闪现着时代的光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
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我们仍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各种风险和挑战严重
阻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建设事业。要排除阻力，凝集人
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
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仅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反而
要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政分
开的前提下,改善党的领导，将党
的全面领导融入我们的一切工作
之中,化为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
力和坚强柱石。让党的全面领导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
出耀眼的光芒，指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航船向着
光明前进。（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篇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作者：李俊卿
摘
要:抗战时期,为了支持长期的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都逐步进行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都建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但是国共两党对一元化作了不同的阐释,国民党的一元化本质是独裁的,而共产党的一元化本质是民主的,这种本质的区别,对国共双方在战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
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一元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民主危亡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为了支持长期的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都逐步进行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都建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同样是一元化,国共两党对一元化的阐释及其实施效果却产生很大差异,原因何在?这种情况对国共双方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以探讨。
一、国共两党对“一元化”的不同阐释及实施途径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抓住民族危机深重、中共做出“政治妥协”,各地方实力纷纷“捐弃前嫌”,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共赴国难,救危挽亡”的时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中国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力图将战时的重大事务完全纳入国民党的领导之下。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就一再鼓吹“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并说:“在非常时期,行动固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以图以三民主义“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在党政关系上,“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要求“以最高政府之命令,贯彻党的意旨,推行党的政策”,[1](P437)等等。其目的就是把国家的一切活动,以至于国民的全部行动和思想,均以抗战为宗旨,以军事为中心,统一到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中来。
国民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改国民党内的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为总裁制。新的国民党总裁拥有总揽全国党政军之大权;二是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凌驾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上的超级军事独裁指挥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这两项改制,使全国的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国民党,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集中到了蒋介石一人手中。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同时他还是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权力之大,民国以来尚无人能比。作为国民党总裁,根据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
篇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过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什么不同
研究综述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分者际也”到“党政分合”的现实启示刘蓓蓓（延安政法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摘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针对党政关系，“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曾在日记当中提出“党政必然要有分。分者际也”的观点，学界一些学者对此关系也提出“党政分合”的观点。随着时代变迁，曾经的“分者际也”与如今学界的“党政分合”观点更呈现出一种传承关系，构建了新时代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关键词]一元化领导；“分者际也”；“党政分合”[作者简介]刘蓓蓓（1995-），女，汉族，陕西安塞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9）06-0023-021942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与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决定），明确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在各个方面的体现，这也表明，党政关系作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需要众人发挥群众智慧，细细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要求人们，在新时代新问题面前，要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全盘吸纳，也就说明针对“分者际也”观点要批判的继承与，于是，便有了学界一些学者提出的“党政合一”的观点。一、“分者际也”的历史内涵“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在他的日记（即《谢觉哉日记》）中曾长篇幅的论述过其对当时情况下党政关系的看法。其中谢觉哉于1942年1月31日写道：“党政必然要有分。分者际也”①。谢觉哉认为，党的主张、干部的认真负责，实则都需要“政”去实现，是不可分的，但基于党是党员的，而政权是人民的，故而又是不可不分的，所谓“分者际也”。笔者认为，谢觉哉提出“分者际也”的观点，是基于当时抗日战争艰苦的时代背景之下，着重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一切事物的一元化领导，而具体的安排与部署，则应适当将自主权交由“政”去实现，应与“三三制”相结合，更能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并能够得到大量的党员及其非党员、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只有明确“际”，分清“际”，才能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与其他党派、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事实证明，当各阶级、各党派人士的意见皆有发表的机会，其利益都可获得保障时，不仅不会增加纠纷，而且和衷共济之心日增统一团结之业日固”②，顺应历史潮流，强调民主政治，也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都有积极性的任用和有利影响。更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党政关系、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一）“分者际也”是延安时期人民智慧的体现“要懂得党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党的政策必须人民了解，变成人民的政策，人民是不可包办的，且不可强制的。包办与强制不仅不能发挥政策的作用，且可得出相反的恶果。”③谢觉哉在这里强调党的一切政策，应该首先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拥护，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一味地替代人民去做决定，统揽一切，最终会“自食恶果”。“分者际也”，就应当准确把握“际”的尺度，牢记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决策，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际”的尺度和分寸把握清楚，党政关系自然也理顺，党政工作的效率也将会大大提高；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抗战艰苦的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更能从党的决心中看到未来中国的希望，看到这个政党完全有能力领导自己走向民族复兴的希望。笔者认为，这便是准确把握“际”的尺度与分寸的必要性。（二）“分者际也”是延安时期团结各党派的体现“要懂得党员有两重身份，一方是党员与非党有异，一方是工作人员或人民和一般工作人员或人民一样。”“党委不能强迫各级民意机构服从自己，党员和党团，不能用非民主手段，使政权中非党服从自己。”④谢觉哉针对党政关系中干部成分的构成，进行了阐释，强调了中共党员干部、其他党派党员干部以及普通群众干部在党政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明确干部成分的构成，能够推进党政关系的健康团结发展。“在三三制政权中，要避免过去党政会议不分，把政的会当作党的会，党的话拿到政上说的现象；以对党员态度2019第06期│《党史博采》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