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着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牛顿少年时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牛顿一六四二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在牛顿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改嫁了。当牛顿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不幸故去了，母亲回到家乡，牛顿被迫休学回家，帮助母亲种田过日子。母亲想培养他独立谋生，要他经营农产品的买卖。
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学校啊!他伤心地哭闹了几次，母亲始终没有回心转意，最后只得违心地按母亲的意愿去学习经商。每天一早，他跟一个老仆人到十几里外的大镇子去做买卖。牛顿非常不喜欢经商，把一切事务都交托老仆人经办，自己却偷偷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时光渐渐流逝，牛顿越发对经商感到厌恶，心里所喜欢的只是读书。后来，牛顿索性不去镇里营商了，仅嘱老仆人独去。怕家里人发觉，他每天与老仆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个篱笆下读书。每当下午老仆人归来时，再一同回家。
这样，日复一日，篱笆下的读书生活倒也其乐无穷。一天，他正在篱笆下兴致勃勃地读书，赶巧被过路的舅舅看见。舅舅一看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大声责骂他不务正业;把牛顿的书抢了过来。舅舅一看他所读的是数学书，上面画着种种记号，心里受到感动。舅舅一把抱住牛顿，激动地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你的正道应该是读书。”
回到家里后，舅舅竭力劝说牛顿的母亲，让牛顿弃商就学。在舅舅的帮助下，牛顿如愿以偿地复学了。
科学家霍金小时候的学习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而且因为作业总是“很不整洁”,老师们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同学们也把他当成了嘲弄的对象。
在霍金12岁时，他班上有两个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能成材，同学们还带有讽刺意味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谁知，20多年后，当年毫不出众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师级人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随着年龄渐长，小霍金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行开始感兴趣起来，他经常把东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他却束手无策，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他的父亲甚至给他担任起数学和物理学“教练”.
在十三四岁时，霍金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兴趣，虽然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显得特别枯燥，但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有望解决人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从此，霍金开始了真正的科学探索。
三\
东汉的班超，为人有大志。兄长被召入京，他和母亲随往，然而家中贫寒，班超于是为官家抄书，供养家用。这份工作自然辛苦，这天抄得手酸，班超丢开笔，叹息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大家听了，一场哄笑。班超愤愤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这便是传说中著名的投笔从戎掌故。说起来，当年班超兄长班固因回乡写史而遭人告发，下了诏狱，班超上书汉明帝，受到召见，禀明实情，汉明帝对班固颇为赏识，于是才有被召的题材。汉明帝也因此记住了班超，在某个闲暇时候，问起卿弟安在，班固如实禀告，于是班超也被委派为和兄长一样的文案工作。只是这位二弟的志向的确不在笔研之间，后来果然在西域成就不俗的事业，受封定远侯，终于践行了自己的豪言，与写成《汉书》的其兄，实在是班家文武昭彰的双壁。
班超最初养家糊口的抄书，古人称为佣书。手工抄写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材料尤其是书籍复制和传播的最主要甚而是唯一的手段。应该说，母本之外所有副本的制作都是需要誊抄的，不过佣书作为一种行业，班超的掌故却是见诸典籍的第一次，于是它的起始只好确认为汉代。
在如今的人看来，抄书实在是份门槛很低的工作，其实不然。抄书之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这在班超的时代实在不属多数，即便在号称教育普及的后世，也未必人人做得。识字乃至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将书抄好也并不简单，除了要耐得辛苦，字迹起码清朗，还必须有相当的学养充当底气。这样看来，佣书竟是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
佣书被视为一个行业，获得劳动报酬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就史籍的记载来看，班超之所以佣书，乃是因为家境贫寒，这也是所有佣书人的命门，更是这个行业能够存在的要义所在。就班超的个案而言，他的佣书，是受雇于官府，拿的是公家钱。同时代的类似记载虽然不多，但大都是政府行为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佣书，并没有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市场购买。
政府需求出于统治的必要，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刚需，而藏书对于所谓统治阶级而言，意义和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文化，或者说文化其实也是要为政治诉求服务的。譬如刘邦攻入咸阳，诸将皆争先掠夺金帛财物，而萧何乃先入秦宫，收取秦丞相、御史之律令图籍。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汉立国之后，具知天下要塞乃户口多寡，形势强弱，以及民间疾苦情状。这些信息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真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资治的诉求，在太平时代也是搜集典籍的诱因，对相关文献的复制，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文化的弹性绝对不会局限于讲求实用的官厅文本，文学历史哲学诸门类的发育，作品的流播，在文字当道的时代，自然不会满足于口头的传诵，学问的究治，也必须依托于相关典籍的收藏，汇拢起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缺口，作为复制副本的唯一途径，由买方卖方共同构成市场化的佣书行业，其兴起真的是必需的。
这个必需的时代被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轻薄廉价的纸张广泛流行的时代。虽然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并未成为主流的书写载体，简牍和缣帛依然占据书写材料的主体位置，不过东晋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宣布纸张对原有书写材料的替代，这种替代尽管披着强制的外衣，但不难想象，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必然是民间已经拥有了浓郁的此类风气，方才有此发动，所谓应运而生是也。
作为文化的一个元素，宗教对佣书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伴随佛教道教的兴盛，佛经的迻译，道籍的制造，出于传播的需要，抄写复制成为重要的途径，于是佣书人中后来分化出专门抄写宗教经文的门类，称为写经生。其实，经文的复制原本是僧侣的分内之事，但当宗教的影响深入民间之后，这种格局就有了变化。譬如佛教信众出于祈福求保佑的期待，尝试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财写经，在表达虔诚的同时，将对菩萨呈报的私人愿景机巧地夹带在抄写佛经的题记里面。这是一种极富本土色彩的民间智慧，因为比起凿窟造像建盖寺庙浮屠，写经的成本实在是太过实惠，尤其搔到贫寒信众的痒处，因而不能不引发效仿和攀比，也就不能不蔚为风气。最虔诚的功德自然是亲自抄写，只是会写字的人在当时并不广大，而权势阶层以及商业人士，殷实的经济实力足以令他们规避抄写的辛劳，必然或者只好出资雇人代劳。由于代劳的需求太过充盈，出家人已经不能满足如此炽烈的渴求，佣书人以及穷寒的读书人转而介入写经，写经生于是成为专门职业。前面说过，不是识字乃至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佣书，这一点在写经上尤其如此，鉴于写经的目的在于做功德，或者直截了当说是求佛办事，意在发愿消灾的雇主势必将灵验与否的砝码押在写经生身上，写经的水准被推到一个严苛的地步，相比一般的佣书人，写经生肩负了宗教、道德、技能的诸般压力，一丝不苟甚至战战兢兢便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除了辛苦的谋生，佣书其实也并非毫无存在感的枯燥工作。不可否认，包括写经生在内的佣书人在这般辛苦谋生的同时，也受用着学习，于是其间颇有人经过笔墨历练之后，于学问和书法都有不俗的长进，成就自己的功业。譬如三国时吴国的阚泽，在刘玄德大举伐吴连战连克的危急时刻，以全家性命作保，向孙权推举了陆逊，彝陵之战大败蜀军。这位不同凡响的大臣，早年家世农夫，居贫无资，好学的他常为人佣书，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于是究览群籍，追师论讲，兼通历数，由此显名。后秦的僧肇也是家贫以佣书为业，由此历观经史，备尽坟典，叹服于《维摩经》的深邃，剃发为僧，皈依佛门，后来得到鸠摩罗什的真传，被赞为秦人解空第一者，其所作《肇论》是佛教哲学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萧梁的王僧孺，也有佣书养母的经历，天资聪颖的他不但因抄书而善楷隶，而且博闻强记，被誉为“即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他入仕后政绩卓著，又是南朝著名的文士和知名的藏书家。其他如东晋的范汪、后梁的张景仁、北魏的崔亮等，都是以佣书作为人生的初始职业，后来各自成就一番功业。这样看来，佣书可以说是这些读书人成学成名的阶梯，乃至入仕的摆渡。
可以逆料的是，批量复制的印刷术，是手抄的佣书业之天敌，现存最早的印刷实物出自唐代，敦煌遗书中，印本的《金刚经》赫然在目，不过也同样有手抄的经文。可见，同造纸术诞生后并未立刻替代简牍缣帛一样，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手抄的形式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唐代大书家虞世南的兄长虞世基，入隋后贫无产业，便每以佣书养亲。即便在刻书盛行的时代，佣书虽然退居非主流，乃至严重萎缩，但也并未消歇，甚至还有过规模庞大的佣书活动。譬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鉴于其卷帙太过浩大，无法制版印刷，只好雇用佣书人誊抄缮写，以至于事情结束之后，许多佣书人闲居，行市大跌，有慧眼者乘机招募，从《四库全书》底本中誊录近百种集部书籍。
说到行市，班超等人佣书的酬劳既然可以养家，应该不会太过低下。北魏的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宋的陶贞宝，善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有人经过换算，以为他写经3张纸的佣金差不多够得上一匹麻布的价格。唐代的吴彩鸾，因夫不治生计，家贫，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卖得五千钱，以为糊口之计。应该说，他们的报酬都算是可观的。四库馆开出的标准则是每一千字给银二钱五分，而熟手的缮写速度可以达到每天约写两千字，这自然是一笔滋润的收入了。当然，缮写草率者，届时也是要赔纸换写的。
王嘉的《拾遗记》里讲故事，说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内，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拾遗记》所记多属奇闻轶事，所以本故事只好作佣书的传奇看，不过也不妨当作是一种折射性的社会反映。既然美姿容的潘岳可以受到妇人的掷果追捧，同样俊俏的王溥还有富丽的文辞出售，衣宝盈车的景象似乎亦不为过——尽管有些文艺的夸张。这也不足怪，撰写这类凭借笔墨致富故事的本就是文士，不免会将难以企及的愿景附会在自我意象的同类身上。据说他形貌丑陋而聪敏睿智，于是这故事愈发地平添某些心理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辞，毕竟抄书只是复制，容不得创作，于是这传奇便有些渺茫起来。
至于佣书的字体，一般都是正体，行草少见。由于镇日浸淫于笔墨之间，佣书人当然对书体构成了影响，自然也产生了一些书家。《宣和书谱》说：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清人金农抄书易米，形成自家特色的抄经体，并与他的楷隶作品相互渗透，颇富创造性。当然，更多从事佣书的人，如同历史上从事其他行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留不下丝毫的影响，大约只有他们缮写文献的字里行间，善存下他们些许的印记，尽管这样的文献在经历时间的打磨和风云变幻的水火销解之后，更多只剩下绝不丰裕的孑遗。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带一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认真地学，反复地读
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
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画。
不动笔墨不看书
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
无所不读
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
在他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主席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着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
看了“读书成功的名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