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确实存在受暴者自身方面的心理原因。有的受暴者存在消极的心理行为模式，比如，赌博酗酒啊，好吃懒做啊，专横跋扈啊，等等。有的受暴者具有激惹心理倾向，他们习惯于激惹性的言行，喜欢嘲弄人，挖苦人。有的受暴者存在人格缺陷，比如，有的过于懦弱，有的过于退缩，第二个案例中的丈夫就是这样。受到暴力后不会自我保护，特别是默认第一次暴力，极容易让暴力再次发生。有的受暴者缺乏心理共情能力，不会善解人意。比如，对方在工作上导致心理压力，回到家里原本就容易“借题发挥”，自己偏偏不会给予安慰和关心，反而不管不顾冷嘲热讽，就会诱发家庭暴力。有的受暴者存在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比如有的是受虐狂，就会促使对方施暴。
最后是施受双方的心理原因。
还有的家庭暴力的心理原因在施受双方。有的夫妻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差异，日积月累，最终导致家庭暴力。有的夫妻都自我中心意识很重，习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习惯让对方服从自己，就容易发生冲突，就容易导致家庭暴力。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也表现为性别特征，男人总是从男性视角看女人，女人习惯从女性视角看男人。比如，男人指责“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女人指责“男人没有好东西”。有的夫妻都不善于心理调控。比如，心理学发现下班后六七点钟是危险时段，是人的心态最不好的时段，偏偏有些夫妻下班回来说三道四，不知不觉间导致了冲突和暴力。还比如，有的夫妻缺乏性心理沟通，由此也会酿成家庭暴力。
很明显，上述心理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隐性的心理原因。这是导致家庭暴力的潜在的间接的心理原因。前述大多心理原因都属于这种。一是显性的心理原因。这是导致家庭暴力的显在而直接的心理原因。比如，有的是存在精神病症状或心理病症状，就是这种情况。
心理支持：家庭暴力的心理对策
家庭暴力的心理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心理角度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不仅仅是受暴者一方，施暴者同样也是受害者，也是令人同情的。因此，那种只把受暴者当成受害者的，是片面的，事实上，家庭暴力没有赢家。家庭暴力中的双方，都是需要心理帮助的人。因此，我们这里说的心理对策是针对施受双方的。基于这样的理解，面对家庭暴力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心理对策呢？
首先，需要社会的心理援助。
。过去，人们一说起家庭暴力，就想到法律惩治，就想到道德谴责。从心理角度说，我们还要想到心理援助。当社会各职能部门从法律道德等方面对家庭暴力采取相应对策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家庭暴力也是一个心理问题，不要忘了里面有复杂的心理原因，不要忘了从心理角度采取相应对策。。
第二是建立机构提供心理援助。。比如，通过增加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咨询人员，来拓宽心理障碍排解途径，缓和家庭心理压力，协调夫妻心理关系，提供心理援助，化解心理障碍，从心理角度积极防治应对家庭暴力。
其次，需要个人的心理互救。
第一是做好心理预防。夫妻都要深刻认识到暴力是两败俱伤，是害人害己，在心理上建立一道家庭暴力的防火墙。同时，学会从心理角度来审视家庭暴力，及时发现识别显性的心理原因，更要善于发现识别隐形的心理原因。施暴者经常想想：我有什么心理问题？受暴者也经常想想：对方是不是有了心理障碍？这样经常从心理角度审视彼此的言行，可以避免所谓是非对错的争辩，避免导致家庭暴力。
第二是进行心理调节。一是心理沟通。沟通不是彼此的责难、怪罪、攻击，而是先要彼此拉开一段心理距离，静下心来各自看看面临的问题。然后再平心静气地谈谈各自的。沟通的时候，一定要以“我感觉怎样……”的表达方式，避免用“你怎样……”的责难方式。一是心理换位。有了心理换位，凡事就能看到对方言行的合理性，就有了更好的相互理解。有了心理换位，就切身领会人无完人，彼此就多了一份宽容和接纳。一是心理宣泄。容易出现暴力的家庭，可以准备沙袋和手套，实在冲动的时候就打沙袋。也可以脚踏大地或握拳擂墙或找本杂志撕。
请看一则名人轶事。一天，德国大诗人歌德在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遇到了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这位傲慢的批评家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却笑着说：“我则恰恰相反。”说完闪身让批评家过去。这样的反驳似匕首，如长枪，一击致命，无可遁身。
这则事例中的反驳充满了机智与智慧，风度与力量并存，确实为常人之所难为。有没有常规性的思路，让我们的反驳找到一个突破口，答好反驳题呢?我们可以在以往的高考试题中找到一点借鉴。
且看2007年高考浙江卷的此类试题：
22 针对下面反方的说法，写一个反问句，把正方的话补充完整。(4分)
反方：如果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请问：诗人李白感受到的月亮之美，难道和你是一样的吗?
正方：如果美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请问：_______。
参考答案：埃及人赞美的金字塔，难道在中国人眼里就不美吗?
这是要求正方针对反方的观点予以反驳。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出奇制胜，首先要对对方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反方这番话的中心观点是“美不是客观存在的”，理由是面对一轮千古不变的月亮，李白的感觉与今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主观原因所致，由此可以得出美是客观的。了解了对方的论点和论据，我们就可以进行反驳了。答案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个答案也分两部分，它首先阐明自己的观点――美是客观存在的，然后申明理由，金字塔无论是在埃及人眼里还是在中国人眼里都是美的，这是客观的，与欣赏者的主观因素无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种反驳的方法：不管他理由如何，不去与他纠缠，只牢牢抓住他的观点，针锋相对提出相反的观点，然后用充分的理由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简单的说，这种反驳的方法就是，直接反驳论点。再看对下面一段话中的反驳。
韩国人说，你们中国有什么?我们的现代汽车驶遍全球，我们的韩剧风行中国大陆，我们的LG手机全球销量名列前茅，我们韩国很强大。但我要说，我们中国更强大。我们有三峡工程巨无霸，我们的《功夫》《霸王别姬》在美国票房收入上亿。我们有六十颗人造卫星巡游宇宙，我们有五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反驳的方式。
20 下面有两个口语交际的情景，请任选一个，用简明、得体的语言反驳其错误言论。(4分)(2007年高考四川卷)
(1)有人随地吐痰，别人批评他：“随地吐痰不卫生。”他貌似有理地说：“有痰不吐更不卫生。”
参考答案：①是的，有痰不吐不卫生，但那只是你个人的卫生，你不能为了个人卫生而影响公共卫生!
②痰，当然应该吐，但不要吐在影响公共卫生的地方!
吐痰者的观点是可以随地吐痰，理由是有痰不吐不卫生。反驳者抓住他的理由进行反驳，指出其理由的错误，驳倒了错误论点赖以站脚的论据，错误论点自然难以成立。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反驳论据达到间接反驳对方论点的目的。再看2008年江苏卷中的反驳题。
5 有些高中生上学、放学仍由家长接送。针对这种现象，请拟写赞成者与质疑者的不同看法。要求：赞成者需说出两点理由，使用陈述句：质疑者要针对赞成者的话表述，使用反问句。(6分)
赞成者说：__________(不超过30个字)
质疑者说：__________(不超过30个字)
赞成者的理由：节省时间，保障安全，增进亲情等；质疑者应针对赞成者的理由反驳。言之成理即可。
这道试题明确要求“质疑者应针对赞成者的理由反驳”，这就是通过反驳论据来反驳对方的观点。
参考答案：赞成者说：家长接送，可以保障安全，也使母子、父子感情更加亲密。
反对者说：家长不接送，就会有意外伤害吗?亲情就会变得疏远吗?
还有一种反驳就是抓住对方说话的漏洞，针对其推理中不严密的地方，反驳其错误观点。请看2007年四川卷反驳题第二小题。
(2)有人上公交车不排队，往前挤。别人批评他：“不要挤嘛，讲一点儿社会公德。”
他嘻皮笑脸地回答：“我这是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一要有钻劲，二要有挤劲。”
参考答案：①人家雷锋挤的是时间，钻的是技术；而你挤的是车子，钻的是空子!
②请你把挤劲、钻劲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用它来损人利己!
此人的狡辩非常狡猾，振振有词，强词夺理，他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挤”之间的界限，为自己的不光彩行为寻找借口。答案指出两种“挤”的区别，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论点、论据和说理过程某个方面找到突破口，运用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来达到反驳对方答好反驳题的目的。在此，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反驳方法，就是归谬法。我们可以将对方的论点或论据进行适当的引申，让其特征更加明显，让我们明显地看到其发展结果的荒谬，其错误观点就会不攻自破。请看下面的例子。
2008年10月5日，著名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阎崇年在江苏无锡新华书店图书中心签售时，遭到一个不明身份的青年男子袭击。据了解，该男子对阎崇年所表述的一些学术观点不抱认同，所以采取过激行为。有人认为，学者阎崇年虽遭袭击，但表明百家争鸣、学术开放，打人的过激行为可以理解。请你针对此观点提出反驳观点及理由。(不超过80字)
参考答案：动手打人也算文化争鸣，这简直是强盗逻辑。如果动手打人也算文化争鸣，那么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可算文明行为了。
再看下面示例。某中学举办以“宽松式管理对中学生是否有利”为辩题的辩论会，请针对正方辩词写出你的反方辩词。
正方辩词：宽松式管理对中学生更有利，因为这样，中学生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学校的过分约束，从而有利于张扬个性。
反方辩词：宽松式管理对学生的成长未必有利。管理宽松了，学生自由了，上网时间充裕了，谈恋爱无所顾忌了，随心所欲理由充足了。
最后，应注意，答好反驳题还要符合试题特定的要求，比如句式，字数，辩论会场合，身份地位等。
练习及答案
1 。
涉为好。请针对这种说法，表达自己不同的见解。
参考答案：家庭暴力导致家庭的不安定，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家庭都稳定，社会才会稳定，对家庭暴力，社会应积极干预。
2 请看网络上的一段消息。
昨日下午2:20，华中科大西十二楼，研究生入学考试外语类即将开考。一名身着黑色羽绒服的女生一路狂奔冲向考场，却被牢牢关闭的伸缩门拦住。因超过最后入场时间5分钟，保安拒绝让其进场考试，这名女生当即嚎啕大哭，“我是第二次考研。求你们让我进去!”该女生称将入场时间错看成2:30。考场保安称，如果违反规定让她进场，不但会影响其他考生，监考老师也不会同意。眼看考试无望，这名女生突然面朝值班保安，双膝齐齐跪下。在场工作人员不禁呆住了。现场一片寂静。很快。保安将她扶起，该女生在考场外徘徊约半小时后黯然离去。据该考场一位监考老师介绍，当时他们就此事向上级请示，希望让该女生破例进场，但未获得批准。
此消息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对于该不该允许此女生入场，人们意见很不一致。请将下面两段话补充完整。
制度过于僵硬不够人性化。
迟到是自己错应自己负责。
参考答案：制度过于僵硬不够人性化。中国人守着僵硬的条条框框，扼杀了心中的丝丝同情。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窗前苦苦准备，就因为短短的5分钟而付诸流水吗?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难道不能灵活一点吗?
迟到是自己错应自己负责。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迟到五分钟可以进场，那么迟到50分钟能否进场呢?一个成年人，应当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样可以避免今后犯更大的错误。
3 某学校的一次辩论会，话题是“孩子做家务，长辈是否要付报酬”。请针对正方辩词，写出反方辩词。
正方辩词：孩子做家务。长辈应该付一定的报酬，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办事都要讲经济效益，再说这还会更加激励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有利于培养孩子爱劳动的习惯。
参考答案：1 如果孩子做家务由家长付给报酬，那么，家长做家务由谁来付给报酬呢?做家务是对自己的家尽义务，奉献的是对家的一颗爱心。怎么能让这一切染上铜臭呢?2 孩子做家务，今天你给他报酬。
4 社会上有些论调对“80后”颇有微词。一些人认为，“80后”多为独生子女，生活富裕，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生活上贪图享受，思想和行动上懒惰；缺乏宽容和理解。不懂对别人的体谅；遇到事情喜欢逃避，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考虑问题时往往从眼前利益考虑，很少从全局、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请选择一个角度，对“80后”表达你的理解与赞同。
参考答案：“80后”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自己的想法，希望被肯定：发散性思维强，对发展想像力和创造性空前支持，不愿意被动接受现有的东西，喜欢发挥，加进自己的创意；工作中具有上进心，愿意在工作中提升自己的价值：他们自信，想说的话就去说，想做的事就去做，不过于在乎别人的目光：他们单纯，不想花大量的时间工于心计，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5 你赞成文理分科吗?请对下面的话进行反驳。
关键词 对立违抗障碍；家庭影响因素；家庭干预方案
分类号 BR395
1 引言
对立违抗障碍是一组以对权威人物的抗拒、挑衅、公然违抗、敌对等行为为典型特征的障碍，包括情绪失去控制，与成人争吵，易激惹，公然违抗他人等症状表现。对立违抗障碍属于破坏障碍之一，在儿童青少年中患病率较高：国外调查发现患病率在2%～16%之间，而国内调查7～15岁的青少年时发现ODD的患病率为8%。本文中提到的ODD是指对立违抗障碍，而ODD症状是指对立违抗障碍的症状表现，如情绪失去控制，易激惹，与成人争吵等。
ODD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影响其症状表现的原因也很多。目前研究倾向认为是由生物学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在生物学因素方面，有研究发现ODD儿童的肾上腺雄性激素的水平比正常儿童高；ODD儿童在遇到精神刺激时，皮肤电传导和心跳比率降低，表明ODD儿童对刺激的反应能力减弱。近年来在对ODD患者的执行功能进行研究时发现ODD患者行动缺乏目的性和计划性，意志力薄弱，可能与额叶执行功能缺陷有关。心理社会因素又包括家庭环境、同辈群体、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家庭作为儿童出生和早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环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本文通过回顾ODD的有关研究，从家庭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家庭因素对儿童ODD患病率和症状的影响，综述了家庭相关的干预措施，旨在强调影响儿童ODD患病情况的重要家庭因素，并从家庭角度对国内儿童ODD的预防和临床干预提供参考。
2 家庭影响因素
家庭影响因素涵盖了与家庭相关的各个方面。本文将从家庭系统论的角度对家庭影响因素进行梳理。该理论将家庭看成一个完整的单位，看成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个成员之间都是交互作用的。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可以划分为三个水平：整体水平、互动水平、个体水平，不同水平对个体的影响不同。本文将尝试从家庭的三个不同水平来综述对儿童ODD患病率和症状产生影响的家庭因素。
2.1 整体水平
就整体水平而言，家庭被看作一个完整的单位和系统，它将作为一个整体对家庭成员发挥作用。本文中，整体水平包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完整性，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矛盾性、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方面。
2.1.1 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是对家庭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家庭物质文化条件的综合评估。以往许多研究都表明家庭较低的收入、失业、贫困等不利的经济状况都与儿童的对立违抗等破坏密切相关。早在2002年的研究综述就得出结论，在低收入家庭中，ODD的患病率更高。新近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Harvey，Metcalfe，Herbert和Fanton（2011）及Forssman，Eninger，Tillman，Rodriguez和Bohlin（2012）均发现，家庭收入低、少数族群、家庭不完整等因素都与青少年对立违抗等破坏问题显著相关，且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预测和解释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奠定了家庭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由此影响着整个家庭环境。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压力、冲突、父母的抑郁和敌对等因素有间接作用，而压力、冲突等因素又直接影响孩子的ODD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ODD症状的影响机制：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环境有着重要影响，而家庭环境对于儿童行为起着直接的塑造作用。一般来讲，较低的经济地位意味着家庭中收入较少，生活环境较差，生活水平较低，面临的生活压力较大，家庭中相应的冲突也更多。因而增加了孩子的ODD患病率，导致孩子的ODD症状更加明显。
2.1.2 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的评价指标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等多个维度。良好的家庭氛围应该是相互支持，冲突较少，情感表达恰当，矛盾性较低，各个成员间相对独立的，而不良的家庭氛围则恰恰相反。回顾以往研究发现，家庭的亲密度和矛盾性两方面与ODD的症状有着密切相关。
家庭的亲密度是家庭成员情感连接的重要标志，代表家庭凝聚力强弱。具体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是否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参与家庭事务的意愿、家庭氛围是否和谐等方面。亲密度高有助于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对孩子的ODD等破坏也有缓解作用在一项追踪研究中发现，家庭凝聚力是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对孩子的内化问题及注意力障碍发挥起着很大作用。国内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对健康家庭、单纯ADHD组家庭及ADHD伴ODD组家庭的现实亲密度因子和理想亲密度因子进行比较时发现，这三组在两个亲密因子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p
家庭中的矛盾性考察了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家庭中如果存在过度的冲突和矛盾，且得不到合适的化解，将会恶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导致或激发孩子的破坏，对ODD症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Lavigne等（2012）在对患有ODD的孩子考察发现：家庭中的冲突和压力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ODD症状。并通过父母的抑郁和抚养方式、孩子的情绪管理等来间接影响到孩子的ODD症状，说明家庭中的冲突会正向预测孩子的ODD症状。家庭中的矛盾性会增加孩子的ODD症状，反之，孩子的ODD症状也对家庭中的矛盾性起着推动作用。另有研究发现，ODD患者家庭更多地存在高度的愤怒、频繁的争吵，且在其他共患疾病得到控制以后，ODD仍可以显著地预测家庭和社会功能失调。同样，国内研究也发现，ODD儿童的家庭比健康家庭中存在更多的矛盾性，表明ODD儿童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争强好胜、易怒、相互责备和批评，缺乏相互关心，不能和睦相处。刘津和王玉凤（2007a）更进一步发现夫妻间的长期冲突可使ADHD共患ODD的比例增加4.04倍。这意味着，ODD儿童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冲突比单纯ADHD家庭和健康家庭更加剧烈，这样的矛盾冲突也会增加儿童患ODD的概率。
家庭亲密度和矛盾性分别是考察整体家庭氛围最关键的积极指标和消极指标，最能够体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生活的氛围。亲密度高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帮助，家庭氛围和谐，这一方面可以为孩子成长提供安全和睦的心理氛围，一方面可以帮助孩子习得积极建设性的问题解决行为。反之，如果家庭成员相互冷漠、疏离，甚至矛盾冲突强烈，则会引发紧张、冲突、压抑的家庭氛围，一方面孩子会缺乏应有的安全感，易形成焦虑、孤僻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孩子还可能习得对抗冲突式的行为模式，导致ODD症状的产生。
2.2 互动水平
互动水平又称子系统水平，是指两个或以上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作用，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夫妻关系等，它隶属于整体的家庭系统。家庭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整个家庭及其中的个体。在互动水平上，以往的研究主要探索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ODD患病率和症状的影响，近年来有些研究也考察了夫妻关系对ODD患病率和症状的影响。
Pfiffner，McBumett，Rathouz和Judice（2005）、Miller，Loeber和Hipwell（2009）和Burnette（2013）在研究中都发现，父母惩罚性的养育方式和父母温暖程度低与孩子的破坏行为相关并对其有预测作用。Boden，Fergusson和Horwood（2010）在研究ODD等障碍的家庭风险因素时发现，父母的适应不良行为、虐待孩子、对孩子实施家庭暴力都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期的ODD。另有学者发现，母亲对孩子情绪的辅导是儿童ODD症状的保护性因素。国内有学者研究发现，ODD儿童的父母在惩罚、干涉、拒绝养育方式因子方面得分显著高于没有ODD儿童的家庭。另有学者研究ADHD儿童共患ODD的影响因素时发现，父母责骂孩子每周2次以上，是ADHD共患ODD的危险因素，预测系数达到了53.5%。
ConnoL Steeber和McBurnett（2010）和Lanza和Drabick（2011）研究发现，缺乏家庭规则，缺少父母监管是ODD症状的危险性因素，可能会增加ODD的发生，意味着放任自流的家庭养育方式也会增加ODD症状。Duncombe，Havighurst，Holland和Frankling（2012）发现，不一致的管教纪律，负面情绪的表达会促发孩子的破坏问题和情绪调节问题。国内学者也发现，ODD儿童家庭中父母的偏爱、父亲的过度保护显著高于一般家庭。
近来学者研究发现，ODD儿童父母的不良养育方式影响并可以预测ODD症状，而ODD症状也反过来推动了不良的养育方式。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良的养育方式引发ODD症状，而ODD症状更加恶化了父母的养育方式。但另外一方面，良好的养育方式可以促进ODD症状的好转，这种症状的好转又可以增强父母的自我效能感，强化良好的养育方式。Gardner，Shaw，Dishion，Burton和Supplee（2007）的研究发现，只要采取一点点的预防性干预措施——积极主动地教养孩子，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孩子的ODD症状。Blanchard （2008）和Boyle等（2010）的研究都表明，提高父母的抚养技能，改善父母养育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孩子在家庭中的对立违抗行为。国内刘津和王玉凤（2007b）和张文武（2011）都研究发现，父母培训法（parent training）对于改善共患ODD的ADHD患者的ODD症状有很好的效果，这种改善效果好于单纯使用药物疗法。
上述互动方式有关的研究都充分说明，养育方式与ODD的相关。从应激-易感性模型出发，可以认为在ODD儿童本身就带有易患该障碍的人格特质基础上，父母对子女的管教表现为惩罚、冷漠、过度干涉或过度保护、不一致的管教纪律等因素可以构成应激源会引发儿童的ODD。且双方不断累计，相互作用，产生双重效应，导致ODD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充分说明了养育方式和ODD及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启发父母改善教养方式，增加亲子间积极互动，以减少ODD患病率，缓解孩子的ODD症状。
夫妻关系方面，有研究表明，在ODD儿童家庭中，父母间存在明显的夫妻冲突甚至暴力行为，这与孩子的ODD患病率和症状相关显著，且具有预测作用。夫妻冲突如何影响儿童ODD症状，这可能是儿童社会学习的结果。儿童会学习和模仿父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家庭中夫妻间冲突和暴力较多，儿童则学会了以暴力和敌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上述互动水平中，不仅父母的不良养育方式这种直接作用于儿童的方式会影响到儿童的ODD患病率和症状，而且夫妻关系、夫妻相处和夫妻冲突也会对ODD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与相处影响着夫妻各自的情绪、行为，而这种情绪、行为又会体现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造成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没有能力感，所以采用惩罚性的、温暖感低的方式教养孩子。
2.3 个人水平
个体水平聚焦于单独的家庭成员自身。在这个水平上，主要从父母和儿童这两个个体、两个角度的个体水平去考察。父母个体水平中，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文化水平、父母的压力、心理控制源；儿童水平中，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儿童的智力和学习水平、气质特征、其他行为和情绪问题等因素对儿童ODD患病率和症状的影响。
2.3.1 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
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好坏会增加儿童的遗传易感性，直接影响孩子的发展，也可能通过家庭环境、父母的养育方式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ADHD共患ODD和CD的家庭中，母亲的抑郁和父亲的酗酒的比例都很高。还有学者探讨了破坏儿童与父母的抑郁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父母的抑郁症状不仅可以导致孩子患有抑郁症状，还可能影响孩子产生破坏，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Zisser和Eyberg等（2012）研究了母亲的ADHD对于亲子互动和孩子的破坏的影响。母亲的ADHD症状会降低她在亲子互动中的主动性，且容易忽视孩子的行为，以至于导致孩子破坏增加。Connor等（2010）和Duncombe等（2012）的研究也证实，父母心理健康对孩子的破坏问题和情绪调节有很大关系。国内学者发现，精神病阳性家族史也可以显著预测ADHD共患ODD的症状。
2.3.2 父母的文化水平
较低的父母文化水平对ODD有不利的影响，会增加其患病率和病状。Rydell（2010）在对瑞士患有ADHD和ODD的孩子及其父母进行研究后发现，母亲的教育水平低与ODD和ADHD的高患病率相关。国内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子女ODD的患病率越低。父母文化程度为大学的，子女ODD的患病率最低；父母职业为“个体”的孩子患ODD的比例更高，且差异显著。
2.3.3 父母的压力
除了精神健康问题这样稳定的心理因素，情景性的心理因素——父母的压力也会对ODD症状产生影响。母亲的压力与孩子的破坏存在显著相关，母亲的高压力水平可以预测了孩子在家中的行为问题。母亲和父亲的抚养压力，母亲的工作状况与家庭间的冲突可以预测孩子的内化症状，如躯体主诉（身体不适）、焦虑/抑郁等：母亲的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母亲和父亲的抚养压力，母亲认为父亲对家庭事务的参与程度可以预测外化症状，如违纪行为，攻击行为等。Rydell（2010）在考察生活压力和消极的生活事件对ODD和ADHD患者的影响时发现，父母的消极的生活事件产生的压力对于ODD症状有额外附加的作用。
2.3.4 父母的心理控制源
父母的心理控制源也与ODD及其症状有着密切的关系。心理控制源是指人们对行为或事件结局的一般性看法。倾向于内部控制（internalcontrol）的人，把行为结果归因于自己的内部因素，如能力、努力等；倾向于外部控制（external contr01）的人，则会把行为结果归因于外部压力，如命运、机遇和他人（闻吾森，王义强，赵国秋，孙建胜，2000）。有学者调查了墨西哥裔美国人中有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发现学龄前儿童的行为问题和父母的外控心理源有关。国内学者也在研究中发现，ODD儿童的父母在教育成效、子女对父母生活的控制、父母对子女行为控制等问题上的外在控制性较强。这些研究都表明，ODD儿童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儿童不良行为不是由父母本身的控制所能决定的，他们在对待儿童行为问题时，过多依赖或强调客观条件，而不是靠主观积极想办法或努力争取好的结果。
2.3.5 儿童的智力水平
研究结果关于智力和破坏的关系并不一致。通常而言，较低的智力被看作破坏的危险性因素，它不仅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还会与后来的破坏有关。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高智商也可能与破坏相关，相比正常小女孩，有破坏的小女孩智力测验得分偏高。
2.3.6 儿童的气质特征
气质是儿童早期发展中个性的重要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某些气质特征如消极的情绪、紧张和不灵活等可以预测儿童后来的外化问题，而抑制性的退缩气质特质则较少与外化性行问题相关。作为一种天生的特质，气质特征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更多被看作是生理遗传因素，在一项双生子研究中，Gjone和Stevenson（1997）发现基因对气质性情绪和侵犯的相关发挥了显著作用。
2.3.7 儿童的其他行为和情绪问题
ODD最早是作为ADHD的一种伴随症状，后独立出来。研究表明，ODD常共患有ADHD、CD、焦虑、抑郁等行为或情绪障碍。。此外，ODD共患焦虑、抑郁障碍也很多见，有学者在抽样社区发现ODD共患焦虑障碍为14%，抑郁障碍为9%；国内韦臻等（2005）在长沙市的调查中发现，排除ADHD及其他精神障碍后，发现单纯ODD中学生普遍存在抑郁和不同类型的焦虑障碍，如广泛性焦虑、学校恐怖症等。
个体因素方面，既有来自父母的个体因素，又有来自儿童自身的因素。任何一个因素存在，都有可能促发ODD。不同于互动因素的是，两者不会直接地互相作用。但是这些因素容易与家庭的整体水平和互动水平结合起来，就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 家庭干预方案
迄今为止，研究者根据影响ODD的因素已经发展出较多的ODD干预措施方案，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类：个人和家庭心理治疗方法、药物方法（medication）和社会治疗（sociotherapy）（Action，2007）。本文结合上述家庭因素对儿童ODD儿童的影响，重点介绍家庭相关的干预方案。在家庭干预方案中，发展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为父母行为训练，其他家庭相关的干预方案还有结构式家庭治疗，多方法心理教育干预等。这些干预方案有的涉及到家庭的整体水平，有的涉及到互动水平，有的涉及到个人水平，但大部分干预方案会同时涉及到家庭的整体水平、互动水平和个人水平。或者由个人水平促进互动水平，进而促进整体水平。
3.1 父母行为训练
父母行为训练模式是南1968年Patterson和Guillion的“如何管孩子”项目发展而来，也称为父母管理训、家庭行为治疗、父母训练、亲子互动疗法。它的理论依据是操作条件作用原理和社会学习理论，旨在通过改变父母教养方式来改善儿童日常功能。
父母行为训练方案旨在教授父母以高效的行为管理策略替代过于宽松、过于严苛或不一致的行为管理策略。BPT十分重视亲子关系，认为有着良好母子关系的孩子更易服从规则。；如何通过有效、非高压的惩罚措施，例如忽略、出局（Time-out），来应对严重的问题行为：如何正确区别良好行为和问题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做出快速、合适的应答；如何正确记录和评估孩子行为的改变。另外，父母适当的指令方式可以增加孩子的顺从：指令委婉化、指令具体化、给孩子一定的反应时间（5～10s），以平静的语气对待孩子。在BPT项目中，出局是一种常用的有效策略，它一般是指让不服从的儿童独自坐在椅子上，在一定时间内将其限定于这一无聊的空间，父母对其抗议不予任何形式的理会。不同BPT项目建议的出局时长不同，但大部分建议年纪较小儿童的出局时间不超过2～5分钟，并且一些项目建议随着儿童年龄增加，如每增长一岁就增加一分钟的出局时间。
BPT项目实质上就是以教授父母运用高效的行为管理策略替代过于宽松、过于严苛或不一致的行为管理策略的一种基本家庭干预方案，不同的研究者和治疗师基于这个基本的理念和原则，发展出了不同的BPT应用变式。BPT模式的具体应用变式主要包括：不服从儿童帮助项目、亲子互动治疗、顽劣年纪系列、三P积极父母项目。
3.1.1 不服从儿童帮助项目
不服从儿童帮助项目，是由Forehand和McMahon博士基于BPT基本模式发展出的针对3～8岁儿童的不服从行为的干预项目。
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父母通过学习示范和角色扮演，在培训中和家中与孩子进行练习。；对少许的不恰当行为进行“积极忽视”；第二阶段是指导父母对孩子使用清晰的指示，给孩子的服从和不服从行为给予恰当的反应（例如一点特权或出局）。此外，该项目还为父母提供复习讲义，并提供表格以记录结果。在培训中，父母和孩子每周进行1～2次治疗谈话，每次约60～90分钟，总计8～10次。当父母显示出有能力提升或孩子对治疗对话有所反应。则该治疗阶段可以结束。
不服从儿童帮助项目的服务对象是学龄前或低龄的不服从儿童的父母。它的培训方式主要是单独的家庭，通过建立积极的，亲社会的互动模式，不服从儿童帮助项目能够帮助营造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氛围；指导父母如何应对孩子的不服从行为，改进的家长的育儿技巧：并最终增加儿童亲社会行为，并减少其问题行为。有研究表明，它能够有效的指导父母如何强化儿童的恰当行为和忽视儿童的不恰当行为，提升父母的养育方式，改善孩子的不服从、攻击、发脾气等行为。
3.1.2 亲子互动治疗
亲子互动治疗，是由Sheila Eyberg博士等人于20世纪70年展出的一个针对孩子的严重问题行为的二元（父母，孩子）的干预项目。该项目一般采用两阶段：指向儿童的互动和指向父母的互动阶段来提高亲子关系。
。当父母已经掌握了CDI阶段的技巧，就可以开始PDI阶段。在这一PDI阶段，父母除了在治疗师的指导下继续练习在CDI阶段传授的技巧外，还要学习如何有效的传达命令，如何对孩子的恰当和不恰当行为进行回应，如何运用出局等策略。此外，干预课程还包括书写和角色扮演。治疗时间一般为10～20周，每周一小时。
亲子互动治疗最大的特色在于它聚焦于游戏疗法，从父母和孩子二元的角度来改善亲子关系。该项目的培训主要是在社区门诊的环境中进行，也可以在团体环境、课堂和家庭中进行。该项目的评估是与治疗相互交织的。在干预治疗期间，治疗师运用单面镜观察亲子互动，并通过耳机指导家长如何强化孩子的正确行为，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这样能够及时的纠正父母养育方式。另外，通过游戏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促进亲子积极互动。
3.1.3 顽劣年纪
顽劣年纪系列，由Carolyn Webster-Stratton博士等人开发，针对0～12岁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由父母训练、教师训练及儿童训练等三部分干预项目组成。每一项目都包括了超过200份的录像片段，其内容囊括父母、教师及儿童可能面对的一般情景，展现了各情景下解决问题的无效或有效方式，提供了解决一般问题的框架。除了录像片段，每一项目也都包括了针对不同阶段的详细治疗材料，如书、练习活动和家庭作业材料等。
基础的父母训练项目一般为12～14周，每周2小时，干预方式是团体干预，一般每一小组包括12～16位家长；训练具体内容包括针对孩子的游戏训练、鼓励、表扬、有效强化训练和规则设置训练等。；在团体干预之外，培训师会给父母布置阅读和行为的家庭作业，让父母在家和孩子进行练习。该项目主要是通过家长学习和练习来改善父母的教养孩子的技巧。
教师训练项目类似于父母项目，大约15～25名教师组成一个小组，一般每个月接受一天的训练、或每周2小时（持续18～20周）、或4～6天的全程工作坊训练、或14个2小时的课程。。；培训师还会把他们看作问题解决专家，鼓励教师间相互支持；在培训之外，培训师还会对学校的孩子进行观察，与教师会面，促进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
顽劣年纪系列中的儿童训练项目最初是为了治疗ODD障碍或其他早期行为问题的儿童而开发的，这一项目由心理健康方面的咨询师或治疗师或儿童专家来带领，形式为每周2小时课程的团体辅导，小组成员约5～6人，一般持续18～22周。。该项目通过向儿童说明行为规范，教授他们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指导亲社会行为，可以有效的控制孩子自身的问题行为，加强亲子之间的积极互动。
顽劣年纪系列项目是一个复杂的BPT的应用变式。它从父母、孩子、教师三个角度来对孩子的问题行为进行干预，不仅提高了更多的可选干预方案，也促进三个系统之间的沟通互动及相互支持。它的干预方式为团队辅导，可以促进团体间相互学习相互支持。。
3.1.4 积极教养计划
积极教养计划是由Matthew Sanders博士等人开发的，旨在预防0～12岁儿童的严重行为、情绪及发展问题。依据问题的严重度，其干预治疗具体分为1～5级。
1级为普适性3P，通过媒体和推广活动向父母提供教养策略指导，使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宣传小册以及录像带，将为行为问题儿童寻求帮助的过程正常化。研究表明，电视教学显著降低了儿童问题行为和父母不适当教养行为，提升了父母的教养自信。2级为选择性3P，通过为父母提供一个简短的1～2时程、20～30分钟的咨询，解决其对孩子行为及发展的困惑。干预材料包括针对行为问题预防与控制的一系列教养策略宣传小册及录像带。。若持续几周都无改善，则将转移到更高级的干预治疗中。4级为强化教养技能培训，这一级别的治疗主要针对尚未达到诊断标准，但确实有着严重问题的孩子，具体包括标准、小组及自我指导等不同干预治疗形式。5级为强化3P，主要是家庭干预，针对家庭压力复杂、有严重行为问题的孩子，对家庭成员单独或一起提供个体治疗模式干预（如家访、问题解决技巧及同伴支持等）。
积极教养计划最大的特点是对将儿童的问题进行了等级划分，并针对不同等级进行了不同干预，在前4级中，主要是指导父母的养育方式来预防儿童问题行为的产生，及时干预儿童的轻微问题行为或未达诊断标准的严重问题行为。而在第5级中，则是通过对家庭干预和个体干预，一方面着手从整体水平改变整个家庭的氛围，从互动水平改善父母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也从孩子个体水平角度控制负面情绪和行为。这使得干预方案更加全面而具有弹性和针对性。。
以上四大干预项目是最经典的BPT应用变式。另外，还有父母培训八步法、专门针对寄养儿童ODD症状的寄养家庭早期干预。父母培训八步法由Hanf于20世纪60年代始创、由Barkley扩展的培训法。。寄养家庭早期干预能够有效帮助这些孩子拥有更加稳定的寄养家庭。所有这些项目都已被证明有很好的成本效益。在最新研究中，Enebrink及其同事将BPT的应用扩展到了互联网上，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的BPT项目相比，基于互联网的干预治疗效果也是显著的，并且成本更低、普及性更高。
国内学者刘津和王玉凤（2007b）也探讨了父母行为训练对于中国文化下的ODD及相关病症的疗效。该研究以符合DSM-IV诊断标准的30例共患ODD的ADHD患儿为研究对象，对其家长进行每周1次、为期10周的父母八步培训法培训。经过培训后，患儿的所有症状数、ADHD症状数、注意缺陷症状数、多动冲动症状数和ODD症状数都比培训前明显下降（p
经过多年的研究，BPT被学者们一致认为是对ODD干预的最好疗法。Meyer（2001）指出对2～17岁、患有破坏障碍的儿童进行的PMT干预治疗，其中1/3到2/3的儿童症状有显著改善。其它研究也表明，BPT能有效降低父母的惩罚和父母压力、提高父母教养能力感、改善父母养育行为，应成为可能或已患上ODD、CD或ADHD的学前儿童的首要治疗手段。
3.2 其他家庭相关干预方案
3.2.1 结构式家庭治疗
结构式家庭治疗由Minuehin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是基于一些对家庭动力及其组织的假设而展开治疗的方法。它假设个人问题与家庭的动力和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改变家庭动力和家庭组织的过程，可改变个人及家庭。结构式家庭治疗法的目标不是直接解决问题，而是改变家人的交往方式，使家庭的功能发挥。
国内学者朱振爱和廉鹏（2009）对药物结合结构式家庭治疗和单纯药物治疗进行了对比研究。对象为54例符合DSM-IV中ADHD和ODD诊断标准的患儿，平均年龄（12.6±2.7）岁，平均受教育（5.7±1.3）年。54例患儿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单纯药物治疗，研究组采用家庭治疗合并药物，疗程3个月。于治疗前和治疗后1周、12周用Conners父母用量表进行评定ADHD和ODD症状，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评定家庭环境的影响。结果显示治疗12周后，两组患儿在Conners父母用量表的多动，冲动、多动指数得分均显著下降，但研究组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障碍、焦虑因子明显优于对照组p
3.2.2 辨证行为疗法
。针对年龄稍大的青少年自身，有学者提出运用能够改变青少年自身的另一种疗法——辩证行为疗法的技能训练部分。DBT结合了东方接纳和正念原则与西方的行为改变原则，它指导青少年自身运用痛苦承受技巧来接纳和应对糟糕的感受，运用正念技巧走出痛苦迷茫面对当下，运用情绪调节技巧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感受，然后体察每一种情绪，运用人际效能技巧来寻求改变。DBT主要是从孩子自身的角度，运用认知疗法，接纳自身，寻求改变。DBT训练已被证实能显著改善患有ODD的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也有研究者指出，针对青少年的DBT干预治疗最好能与家庭治疗相结合。
3.2.3 多方法综合干预
儿童ODD的发病原因复杂，涉及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因而对儿童ODD的干预越来越倾向于多方法综合干预，例如父母干预结合学校干预，父母干预结合药物干预等。
国内学者张文武、王晓笳、程芳、刘之旺等（2011）评估了父母培训八步法结合利他林的联合治疗方案对共患对立违抗障碍（0DD）的ADHD的疗效。对象为62例符合DSM-IV中ADHD+ODD诊断标准的患儿，用父母培训法联合利他林治疗与单用利他林的药物治疗进行随机对照，治疗10周后撤除父母培训法，在第34周进行随访。以破坏障碍评定量表、家长压力问卷、临床总体印象等评估症状及疗效。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ADHD症状评分、ODD症状评分及CGI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0周末及随访34周末均一致显示，两组ADHD症状改善及疗效差异不显著（p>0.05），但联合治疗组对ODD症状的改善和疗效、减轻疾病严重程度和家长压力等方面优于单用利他林组（p
这些研究表明，多方法综合干预，尤其结合药物疗法和环境干预治疗，既针对生物学症状，又改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态度和生活模式方面，是对ODD的最佳治疗方法。
4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家庭因素对于儿童对立违抗障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以往考察的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氛围、父母对子女养育方式和夫妻关系、和父母、儿童的个人心理因素等方面。这些影响因素包含整体的环境变量，互动的关系变量。及个体特质的变量，总体而言是比较全面的。在统计方法上，考察家庭因素对儿童的ODD症状的影响机制时，当下的研究不仅仅考察某些因素的独立影响，也考察了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ODD症状的影响。
家庭相关的干预方案发展成果也十分丰富：针对父母的干预项目，针对孩子的干预项目，引入其它资源，如教师、社区的干预项目，结合互联网的干预项目等等。经实践证明，这些干预方案的疗效也十分喜人。
。
第一，在互动变量层面，如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矛盾性和亲密度方面，研究者只是对这些因素做零散的分析，而没有整合出一个全面的模型，如亲子间的互动、夫妻间的互动如何相互影响并影响孩子的ODD行为。因此，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整合这些互动的因素，从综合模型的角度来研究儿童的ODD问题。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几乎都一致采用问卷法来考察影响因素。但是，问卷调查法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社会赞许效应，考察的是一般性的而不是情境性的。另外，采取同一种研究方法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共变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在研究中运用观察法、访谈法等，更加全面的了解影响家庭的互动及其对ODD症状的影响。
第三，对于早期的ODD症状的诊断和干预不足。ODD症状和其他症状一样，发现越早，干预越早，疗效就越好。而Fanton，MacDonald和Harvey（2008）对174名儿童为时两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儿科医生能够有效区分学前儿童的暂时行为问题和长期行为问题，但仍有大量行为问题儿童未在早期得到救治或诊断，那家长和教师对这一障碍的识别和诊断就会更加不足，不能及早发现这些孩子。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及早的惊醒ODD的诊断和干预。
关键词：单亲家庭；社会资源；社会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势代表的核心家庭开始了新的裂变，单亲家庭的出现就是这一裂变的直接产物。中国对单亲问题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离婚问题这一层面，对其他类型的单亲家庭很少涉及。而对离婚问题的研究又侧重对后果的分析，约占所有研究的2/3，尤其侧重于离婚对子女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对单亲主体的研究有所忽视，仅占1/10[1].其中大部分研究结论缺乏经验数据支撑，而一些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的经验研究，又往往局限于一般性描述，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本文对单亲家庭研究旨趣正在于此。
人是社会性动物，任何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并通过特定的网络关系获得社会支持。单亲家庭由于部分丧失了原有的社会资源，相对于形成单亲家庭之前，经济贫困、主观承受能力弱、自我发展潜力缺乏，对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纵观近年来国内外的有关文献，社会支持网研究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但对单亲家庭的研究却显得不足。仅有王世军在对单亲家庭的贫困研究中提到了经济支持[2].
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支持网的理论视角对单亲家庭展开研究。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社会支持网的定义，本文接受贺寨平的观点，即社会支持网是“个人籍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3].社会网络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的地位与重要性与日俱增，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包括：网络结构观、市场网络观[4]、弱关系力量假设[5]、强关系力量假设[6]、社会资源理论[7]、社会资本理论[8]等。许多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的网络特质感兴趣，研究了网络强度、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与紧密度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正是在修正和发展了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力量“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得。[8]
。”[1]根据单亲家庭形成的原因将其分为离婚式单亲家庭、丧偶式单亲家庭、分居式单亲家庭和未婚式单亲家庭四类。未婚式单亲家庭在西方较为普遍，其比重仅次于离婚式单亲家庭。而我国的文化惯例对未婚生子现象一向歧视，即使存在这种案例，也难以取得调查资料，因而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分居式单亲家庭”虽然也只有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并没有终结，不能将其归入单亲家庭之列。因此，本文研究的单亲家庭只包括离婚式单亲家庭和丧偶式单亲家庭。
在单亲家庭的研究中，美国的麦克拉娜罕与桑德发合著的《成长于单亲家庭——问题与对策》一书堪称美国这一学术领域的典范，值得本文借鉴。。
本文试图从经济资源这一维度研究单亲家庭的社会资源是如何在其社会支持网内流动的，并建立经济资源流动模型。
三、研究方法
在资料收集上，本文采用了个案深度访谈法。首先，我国对于单亲家庭缺少最基本的统计数据，在样本总体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无法建立精确的抽样框，盲目的抽样远没有个案法深入和具有探索性的价值；其次，作为一项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性问题研究，即使获得了样本总体，拒访率仍会很高，无法保证随机调查的顺利进行。
在资料的分析上，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一定要与研究问题相匹配，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更适合定性而非定量研究。单亲这种家庭组织是复杂的，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关系形式，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他们的生活经验、情感和观念，需要在自然情境下对家庭这一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细致和动态的描述，对被访者“日常所见事实的‘诠释’基础上进行‘再诠释’”[10]，而这些是定量研究无法做到的。
四、经济资源及其流动
以往的研究，几乎在概念上把单亲家庭等同于贫困家庭。这其中不乏想当然的感性认识，也有相当的实地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经济资源存在多元化的趋势。表1至3列出了本研究个案单亲前后经济收入的变动情况。
（一）经济资源的稀缺与补偿
我们这里的“稀缺”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是形成单亲后较单亲前的经济资源拥有情况，指的是家庭收入减少或没有住房。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经济资源稀缺在单亲家庭中是普遍存在的，家庭收入单位的减少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但它对单亲家庭的生存状态及资源流动的影响却不尽相同。经济资源稀缺并没有影响到每个单亲家庭的经济生活。那些在原家庭收入组成中占主体的被访者并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困扰。3号案主张某说：“不指望他那点钱。”17号案主张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说：“他挣的钱还不够他自己花的，离了反倒省心了。”而有些单亲家庭确实在发生家庭变故后陷入了经济困境。其中绝大多数单亲家庭从他们的社会支持网中获得了经济支持，实现了经济资源在社会支持网内的流动。既然经济资源具有流动性，那么考察它的流动方式就很重要。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经济资源在社会支持网内的流动有单向流动和互惠两种形式。
1.经济资源的单向流动
称之为单向流动，是因为经济资源由某个社会支持网络成员流向单亲家庭，而单亲家庭不需要以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资源作为回报。这种单向流动的经济资源包括货币、实物和住房。我们发现，这种资源流动方式只存在于单亲户主与他们的父母之间。
3号案主张某，离婚前住在公婆的房子，离婚后自然得不到房子，搬回娘家与父母、哥嫂及侄女七口人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张某说：“房子是我父母的，我住多长时间无所谓，倒是对哥嫂挺不好意思的，虽然房产证不是他们的，可毕竟给他们生活带来了麻烦，我就常给侄女买点好吃的，或者辅导她学习（张某是一中学语文 教师），算是补偿吧。”当我问到是否也对父母作点补偿时，张某不解的反问我“我是他们女儿呀，母女俩不用讲究这些吧。”
18号案主原是国营贸易公司职工，下岗后借调到区经计委工作，每月收入300余元。丈夫原是华安厂材料处处长，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很殷实。一年前，丈夫死于车祸，为了方便照顾，韩某在母亲家附近租了房子。“我们中午、晚上在母亲家吃饭，母亲不要我们的伙食费。有时女儿学校收学杂费，我不在时都是母亲拿钱，事后我也不用还，我和母亲感情非常好。”我问她：“那你是不是对你母亲更好了呢？”韩某答到：“我一直对母亲很好就算她不照顾我，我也会这样，我们可不是交易呀！”韩某的“交易”实际上指向了“社会交换”这一概念。
霍曼斯把一切社会行动理解为资源的交换，认为社会交换是一种选择、计算得失的过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报酬。而这种观点对单亲户主与其父母之间行为模式是解释不通的。单亲户主不会为维持或扩大这种资助向父母给予回报。稍后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解释。
2.互惠
12号案主支某的案例典型的体现了资源在网内的复杂流动，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1988年刚结婚时我们每个月开七百块钱，在那时算生活不错的了。1994年我妻子得了红斑狼疮。我俩平时有点积蓄，还负担得起。到晚期，我带她到哈尔滨、沈阳、北京看病，治不起了。我到处借钱，亲戚、朋友、一般同事，能借的都借到了，连几百块钱都借。1998年她死后，我欠外债5万多，连半丧事的钱都没有。我父母、哥哥、姐姐和她哥、她姐的一部分钱不要我还了，可朋友的钱总是要还的。我把儿子送到我妈家，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烧烤店，一门心思想着挣钱还债。去年刚刚把债还完，才把儿子接回身边。”从支某的言谈中，我们发现了经济资源流动的多种方式。支某的经济补偿形式有两种：馈赠和借予。提供馈赠的是近亲，如父母、兄弟姐妹。资源在父母与被访者之间是单向流动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而对于兄弟姐妹的馈赠，受惠者常常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支某说：“虽然哥姐的钱不用还，可总想着怎么报答他们，他们有事我都主动上，没钱出力呗。1999年她哥开饭店，装修时我没少出力（支某原是基建处工人）。”对于借予，被访者不但在一定时间内偿还，还要在未来的无限期内以其它方式作为这种“人情”的报酬。支某说：“向朋友借的钱并不是还上就完了，人家肯信任你，帮助你，借你几千甚至上万元钱，这都是人情啊。我哥们多，我办不到的事就托哥们去办。前年一个朋友的孩子跨学区入学，我找到一个教育界的朋友，把跨学区的钱全免了。”支某说：“有的好朋友自己拿不出钱，是从亲友那里替我借到的。而一般同事只能借我几百元，还上就算了，也不用搭人情。”
可见，无论是借予还是馈赠，受惠者都要采取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方式来回报，资源在网内的流动是互惠性的。
3.搭伙——特殊的经济资源补偿方式
11号案主孙某，是一位单亲母亲，41岁，初中文化，离婚11年。她住在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房，还是苏联占领东北时建造的。一进屋正对门是两家公用的厨房，左边是房东老两口的房间，右边就是孙某的家了。房间只有十四五平方米，家具摆放的比较零乱，一台单缸洗衣机，一台旧式彩电、其余的空间堆放着杂物和衣柜，靠门的一侧是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我不禁问：“这样住方便吗？”“那有什么办法”，孙某说：“这日子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呢。我最少搬过十次家，房东要收房子我们就得另找个窝，9平方米的房子我们还住过呢。”
“结婚后我们跟公婆住在一起，是有院套的两间平房。他是铁路工人，跑车三天回来一次，我大部分时间跟公婆在一起。我这个人心粗，干活不利索。碰巧他家是山东人，事儿多，看不上我，就连我爱抽烟喝酒他们都管，总打架。原来我们俩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刚离婚那会儿我还没下岗，500元工资，再加上他给的100元抚养费，日子还过得去。后来我下岗了，才开190元，你想想，290元租房子又得养孩子，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孙某一脸无奈，之后又面露喜色地说，她办理了提前退休，每月可领到500元退休金。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辍学了，现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每个月能挣250元。对于这样的生活，孙某感到十分满足。
但是，从290元到850元之间的这段生活是怎样度过的，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内容。尽管我一再深入，孙某都避而不谈。最后，孙某提到：“大姐、大姐夫有时给孩子零花钱，我需要钱他们也借给我，但那时要还的。救急不救穷，人家也要过日子的，不能总白搭给我呀，自己想办法呗。”为了弄清孙某的这段经历，在结束访谈后，我找到了孙某的朋友，也就是向我介绍孙某的中间人。据她介绍，那段时间孙某一直与人搭伙过日子。原来，孙某所说的想办法指的就是“搭伙”。
在当地，“搭伙”用来指个人离婚或丧偶后与异性同居的事实婚姻。双方不必承担责任，各取所需，合不来就“散伙”。那么“搭伙”是否像孙某所期望的那样，获得“白搭”的经济资源，实现资源向主体的单向流动呢。在对19号案主的访谈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19号案主张某，45岁，小学文化，是厂里的一名工人。在十年前因为家庭暴力离婚，长年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患上了轻度精神病。但她能够正常地表达，而且非常健谈，对她的访谈持续了接近4个小时。谈话中，张某不时卷起衣袖给我看身上的伤疤。她说，刚离婚时，每月不到三百元的工资，房子归她，女儿判给男方。可男方根本不管孩子，没几天就把孩子送回来了。他还隔几天就回来闹一次，跟我抢房子，我不让他住他就打我。后来我认识了老周头，我就搬到老周头家跟他搭伙过，把房子让给他了（指前夫）。“”他老婆死了十多年了，我给他做饭，又陪他睡觉，他有时还给我钱花呢“。
张某的言谈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经济资源的获得伴随着其他方面的付出，如“做饭”“陪睡觉”。
第一，这是经济资源与性资源之间的交换。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搭伙”后双方感情因素的存在，但被访者最初选择“搭伙”目的是为了保障单亲家庭的基本生活。据知情人讲，为了养活孩子，孙某离婚后第二年开始与人“搭伙”，前后有两次。“散伙”后，出于舆论的压力，经人介绍去天津与一老头“搭伙”。被访者往往是出于无奈才选择这种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她们经济状况十分窘迫，社会支持体系贫乏，自身缺少发展潜力。张某说：“老周头生气了也打我，但他不下死手，还给我地方住，我挺知足的。”孙某在天津时私下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事成后便“散伙”从天津返回。
第二，在互惠交换中，被访者先受惠，后回报。而在“搭伙”中，被访者先付出，后受惠。
第三，互惠交换中，被访者提到的经济资源提供者是其社会支持网成员，而同被访者“搭伙”的资源提供者并没有出现在被访者的社会支持网中。
（二）经济资源的溢余
表1至3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单亲家庭都处于经济资源稀缺的态势，一部分单亲家庭的经济资源较单亲前是溢余的。
单亲家长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负担起子女营养、教育等费用，放弃了“铁饭碗”去公司工作，或想方设法去挣“活钱”。13号案主徐某，技校毕业后是厂里的一名工人。离婚时每月只有三百多元工资，当时儿子才一岁。她主动提出下岗，现在哈尔滨某电器公司从事 销售。由于业绩出色，年收入达5万元左右。拥有这样的高收入，可徐某对生活前景仍不乐观。她说：“什么时候儿子成家立业了，我才能松口气”。14号案主秦某离婚后将鸡店兑换了10万元。她将这笔钱全部存了5年定期存款，她说：“这笔钱一分都不能动，留给儿子读大学还不一定够用呢”。1号案主陈某在丈夫去世后，调到私立学校工作，工资水平明显提高，“生活比那时（丈夫患病时）好多了。”即便如此，陈某也“不敢乱花钱”。可见，对单亲家庭而言，尤其是女户主单亲家庭，在失去了丈夫后，即使生活比较富裕，也常常对自己和孩子的将来担忧，缺少安全感。在一个以男性为主体支柱的社会，女人支撑家庭经济在社会上打拼，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对于经济资源溢余的单亲家庭，其社会支持网内没有经济资源的流动。他们不需要社会支持网成员的经济支持，同时也没有能力为他人提供经济支持。
五、支某个案的经济资源流动模型
将一切社会关系统统归结为交换关系的看法，显然是不成立的。对此，于海有做了如下的总结：
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境中盘算成本、报酬与避免风险，人并不总是在追逐最大的利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趋向于平等交换的系统的看法也是不真实的。[11]
在支某的社会关系网内就存在着交换性关系A—B，A—D，A—E和非交换性关系A—C.对于交换关系，布劳认为，“为继续得到收益而彼此互惠的需要是社会互动的‘启动机制’，而交换中形成的互惠规范，则会制约其后的交换活动。”[12]从上面的模型可以看出，A—B，A—D和A—E都存在着互惠性关系。韦而曼认为，“个人往往采取下面的形式报答别人的帮助：a精确的互惠，即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b泛化的互惠，即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
第一，单亲户主与父母（C）之间不是交换关系，经济资源由父母向单亲家庭单向流动。
第二，对于来自父母之外的馈赠（B），单亲户主采取的是泛化的互惠。
第三，对于借予，单亲户主对亲密朋友（D）采取的是泛化的互惠，对一般朋友（E）采取的是精确的互惠。
第四，精确互惠的对象（E）没有进入单亲家庭的社会支持网。
*注：在该模型中，网络结点A代表案主支某。网络结点C、D、E分别是向支某提供经济支持的网络成员。E为与支某有“关系”的非社会支持网成员。
六、社会关系曲线对经济资源流动模型的解构
（一）社会关系曲线的建构
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点。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4]
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机制的形成，使得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得以展现，“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15].这种人际之间的差序是以自我为中心，即围绕着个人或一定群体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使由血缘关系、伦理维度决定的关系得以维持和扩展的关键，在于关系双方在互动中对彼此占有的稀缺资源的交换和利益的交换。
有人发现，“情感本身也是构成关系亲疏的重要维度，互动双方会因为互动的频繁度及感情上的亲密度，决定自我与他人关系”[16].社会的“差序格局”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再单纯是儒家的伦理差序，而是包括伦理、情感与利益这三个维度的差序”。[16]
将利益因素纳入差序格局是对差序格局传统意义的修正。但是“伦理”能否作为影响社会关系的必然因素呢，卜长莉对“关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所谓关系的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即在传统差序格局同心圆中所处的位置，这显然是固定不变的。而关系的亲疏，是指往来的频度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血缘的远近只是作为关系亲疏的一个前提，它会因为双方利益的不同或某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得不到满足而淡漠甚至疏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近亲亲属都对单亲家庭提供了社会支持。以“兄弟姐妹”关系为例，对于社会支持网内没有兄弟姐妹出现的案例，我都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追问，被访者的回答有两种：“在外地”或“关系不近”。例如，19号户主有一个弟弟，她说：“我们不和，从不来往。生孩子时父亲派他送来50个鸡蛋，他放下东西就走，话都没说。”尽管调查发现，兄弟姐妹的确能提供较多的社会支持，单亲户主也愿意向兄弟姐妹寻求社会支持，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使情感亲密更具有可能。血缘关系的远近是影响情感亲疏的一个重要变量，而情感和利益是决定社会关系的两个直接控制变量。用表达式表示为：
Figure2curveofrelationshipofaffectandadvangtage
在情感——利益坐标系中，分布在坐标系中的每个点是我们研究主体A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A与每个点的连线表示A与不同网络成员的社会关系，该坐标系与其中的点共同构成了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格拉诺维特对关系强弱的界定，从图中可以看出，社会关系曲线在社会网中的位置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强弱。曲线斜率与关系强度呈负相关，即关系曲线越靠近X轴，关系越强；越靠近Y轴，关系越弱。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提供社会支持，我们研究的社会支持网只是该坐标系的一部分。本研究还发现，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强网规模占整体网规模的比例平均为80（略），因此，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在该坐标系的分布应更接近与X轴。
（二）对经济资源流动模型的解构
韦尔曼区分了“精确的互惠”与“泛化的互惠”，但他没有涉及社会关系的特点与互惠类型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利用“情感——利益”关系曲线对此予以说明。
关系曲线越是靠近横轴，受利益因素的影响越少，网络成员对互惠交换的需求越低。相反，越是靠近纵轴，受利益因素的影响越多，对互惠交换的要求越高。位于情感轴的C（父母）只受情感变量控制，因此能够实现资源的单向流动。社会关系曲线A—B的斜率小于A—D，B相对于D的利益需求更少，B与A的关系更亲密。所以在经济支持中，B提供的是馈赠，而D提供的是借予。
A—C关系是极稳定的社会关系，A—B和A—D较之于A—C关系则相对不稳定，关系曲线存在着斜率增大的潜在可能性。布劳认为，越是违反交换关系中的互惠义务，被剥夺者就越会倾向于消极的制裁违背规范的人[17].支某的互惠交换正是为了避免这一可能的实现。张其仔总结了在交换关系中，除了市场交换还有网络交换。“网络交换并不否认个人和单位追逐私利，所不同的是，网络交换发生之前，双方都要问一问，‘他和我是什么关系’，根据关系的不同确定交换规则”。[18]B和D都同时受到利益和情感变量的控制，因此，A除了偿还D的借予之外，还要以服务、信息等非物质资源作为对B和D的回报，体现为泛化的互惠。发生在A、E之间的精确的互惠，是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还上就行了，不用搭人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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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社会学。20__，（3）：51
16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__，（1）
17[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20__，1：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