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增财富正在向最富裕的阶层流动，贫富差距不断加剧。据英国《卫报》15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仅占全球总人口1%的亿万富豪们占有全球63%的新增财富。
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发布一份最新报告称，截至2021年底，全球1%的最富有群体获得26万亿美元的财富，占据全球新增财富的63%，剩余财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这说明疫情以来，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报告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各国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纷纷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客观上提升了富人拥有的财产和股票价值。
在过去的25年里，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伴随着极端贫穷的蔓延。2020-2021年，底层90%的人口每增加1美元收入，每位亿万富豪的财产就会增长约170万美元。尽管2022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超级富豪的财富总量每天仍能增加27亿美元。
乐施会表示：“多重危机已经将数百万人推到悬崖边，但各国领导人并没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政府必须为阻止这些富人获得超额利益而采取行动。”乐施会呼吁各国对超级富豪加税，用以解决疫情导致的全球财富不平等加剧的问题。英国乐施会首席执行官丹尼·斯里斯坎达拉贾表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在25年来首次增加，数亿人吃不上饭，可对亿万富豪们来说，他们每一天都享受着荣华富贵，政府必须对超级富翁征收更高的税。”
在全球8亿人口忍饥挨饿的同时，由于2022年各国的食品、能源企业利润增加一倍多，这些企业向那些富裕的股东们支付了2570亿美元，引发众怒。乐施会呼吁对财富进行合理再分配，要求各国政府对最富有的1%阶层征收“一次性财富税”和“意外所得税”，并按照其财富等级提高税率。哥伦比亚财政部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表示：“对最富有的人征税将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全球不平等现象已经明显加剧，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佳方法，莫过于重新分配财富。公平将成为未来税收改革的核心。”
共同富裕政策与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相辅相成，以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和原则为重大前提。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共同富裕水准体现了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良治程度。尽管共同富裕在不同政策语境中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其政策核心事关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回答的终极治理问题。
国际层面对于共同富裕问题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以怎样的政策手段实现共同富裕。西方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受到复杂历史记忆的影响，那是对于可能危及自身发展利益和国家竞争力的恐惧，是因此产生的重大意识形态偏见。
一、共同富裕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兑现的历史承诺
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美好愿景的坚守是政治信仰和制度自信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初始，国内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依靠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生产建设中。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常拿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标准参照，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图景。然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走过漫长的弯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经历了曲折的等待历程。在经历计划经济的失败后，早期的一代人并未能亲证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最初设想的美好图景。
改革开放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理念，提出有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阶段性目标的切实可行路径，人们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再见曙光。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也是共产党向人民承诺兑现的重要体现，能够重新激发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
人们总是在一个新的高度看向更远的前方，通过若干个阶段性目标的达成，可以巩固其对制度的信任。中国人民对于贫穷和贫富差距的理解是深刻的，当人们看到政策是不断改善的，他们就会更加坚定其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认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当前的共同富裕目标是后小康时代中国共产党给人民的下一个历史承诺。
二、共同富裕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良治的重要体现
国际社会对于共同富裕的政策误读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理解为中国政府对既有个人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这种政策误解是显而易见的。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近30年时间内，中国致力于财富均等化的改革教训是惨痛的。中国人民对计划经济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当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能力，与共产党成立初期通过土地革命方式让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做法有天壤之别。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所确立的基于产权的自由竞争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和灵魂。
共同富裕政策是在尊重市场准则基础上，充分体现人性关怀的综合性政策举措。共同富裕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改革方略，不局限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还包括区域、城乡发展失衡等一系列再平等问题的解决。换言之，共同富裕首先是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其次才是分配导向的政策。如果我们在政策阐述中明确将中国致力于消除城乡差距和推动地区平衡发展都纳入共同富裕的框架，那么世界就可能更容易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初心。
在分配政策方面，我们提出三次分配理论，即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道义。第一和第二次分配是既有政策，当前改革只是在既有政策法规的框架下提升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比如，如何界定不合法收入，降低不合理收入的比重，这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以道义为基础的第三次分配，要在中国将经历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还处于规模扩张的初始成长阶段，短期内无法实现像巴菲特或比尔·盖茨那样的个人资产捐献。中国政府无法通过硬性规则的约束迫使他们捐赠个人资产，任何不合法的征收或逼捐行为都会招致市场强烈的抵触，显然也有违中国政府致力于为市场经济建立信任的政策努力。
三、共同富裕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具有重大发展意义
我们很少讨论一国之内社会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事实上，富人和穷人收入增长的消费边际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通常情形下，富人每获得100美元收入的增长，他们愿意投入到消费的额度趋近于零。
但对于穷人而言，他们甚至可以将收入增长的一半用于改善生活。疫情危机下的美国，中等以上收入群体更倾向于把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现金补助投向股市，从而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而穷人将他们获得现金的大部分花到离家最近的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中国的情形亦类似，当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时，社会消费的扩大就被无限抑制了。
共同富裕政策的消费促进效应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无限福祉，长期利好世界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政策的有效实施将通过穷人消费边际的激活夯实整个社会的消费基础，进而提升消费经济在促进国内生产、分配和流通循环方面的基础性功能，这将有助于重塑国内产业循环体系，降低过剩产能对国际市场平衡的冲击，改变长期以来困扰世界经济的治理难题。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成长需要世界大国更具价值关怀和市场包容性的政策举措，而中国不断释放的消费需求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市场需求。
怎样才能成为最富有的1%人群?世界各国情况不同，在某个国家可能算是超级富豪的你，换个地方或许就差远了。
英国《每日邮报》25日报道称，在英国，当你的净身家达到140万英镑(约合1278万元人民币)就算是国内最富有的1%人士了，不过这个标准只相当于摩纳哥的1/4。想成为摩纳哥最富有的1%人士，你的个人财产需要达到560万英镑，差不多是肯尼亚最富有人士拥有财产的400倍。
根据国际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最新财富报告显示，按照各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资产金额排名，摩纳哥高居全球榜首，瑞士、美国紧随其后。此外，在该排行榜上，亚太国家表现突出，莱坊预计，未来5年内，亚太地区的富有人数增速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以印度和印尼增幅最大。莱坊亚太区负责人维多利亚·加雷特在谈到亚太地区的增长时称：“亚太地区作为全球主要财富中心的地位正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