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想的闲暇状态可由“心之自由感”“内生的认知、发现”2个层面来衡量，而当下空间中效率至上的资本逻辑、消费主义的诱导以及景观的泛滥，使闲暇面临着“自在感和主体性缺失”“度量空间方式单一”等被异化的困境。通过考察成都茶馆、上海鲁迅公园等片段，提出“逃离‘瞬时’，从异化基底中抽离”“注重空间的‘松散感’，鼓励个体创造性地度量”，以指导能承载真实闲暇状态的都市公共空间设计。
关键词：闲暇；都市公共空间；松散感；创造性的度量
夏尔·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用“过渡短暂和偶然[1]”来表述现代性。身处都市空间，我们愈发感受到了由这种短暂和时刻的流动性带来的不安感。无论是由生产的高度分工带来劳动的异化，或是都市空间“服从于效率的”单一而冷漠的使用规则，还是消费主义下铺天盖地的图像和景观给人的刻意引导和干预，作为“人”的个体，能安放身体和情绪的时间与空间似乎越来越少。而“闲暇”是属于个体的关乎美好与自我创造的生命片段，是个体能够以人的姿态去抵抗某种外在吞噬作用的自生力量。闲暇与都市公共空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既面临着被空间异化的可能，也具有与某个空间链接后生长的潜力。
1“闲暇”的真实性
对于“闲暇”的探讨，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2]。在他看来，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沉思，沉思是我们本性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3]。而闲暇是沉思的前提条件[3]，对于本原知识的追寻，只有当人们享有闲暇时才可能发生。“劳动”与“闲暇”的对立抗衡一直存在。古希腊时期，免去劳作的贵族作为闲暇时间的少数享有者，对闲暇推崇备至。到了近代，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推崇“劳动是一切财富之源”，闲暇则被资本以最大限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侵占，处于依附地位[2]。而随着资本对闲暇领域商品化潜力的挖掘，劳动与闲暇似乎达到了一种“和解”的状态，不过这种“和解”处于消费主义对社会的笼罩之下；建立普遍有用体系的逻辑，使得闲暇被物化、商品化和产业化，而闲暇中属于精神性的、美的、自由等方面的更根本和终极性的人类追求却被边缘化[2]。资本逻辑下的闲暇，依然附属于劳动，即“作为劳动产品的消费场所，或者作为缓解劳动者疲惫和反抗情绪的安慰之地[2]”。并且，“通过细致规划来有效率地度过闲暇时间”带给人的紧张和焦虑是与闲暇本意相悖的，与美好生活的内核更是相去甚远。理想中的闲暇状态可以通过2个层面来衡量，即“心之自由感（perceivedfreedom）”[4]的获取，以及内生的认知、发现。前者可以认为是闲暇的一种初始状态，即个体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有了选择和驾驭自我的力量；而后者是指个体主动去“与存在事物之总体建立关系”[5]“去面对宇宙”[5]、去认知和发现，同时也意味着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5]。
2诗意的度量：空间之于“闲暇”
闲暇状态中的第2层，即“内生的认知、发现”既与个体的内在性相关，也与个体所处的空间、与环境中的所有存在相关。这种认知存在以及个体与整体互动的状态，接近于海德格尔对“四重”聚集的描述。他将“四重”（地、天、神和凡人）看作实存的首要环境，而通过“物”（包含空间）这一媒介，人们在“度量”的过程中体验自身的实存、聚集与安置“四重”（“接受”天空、“期待”众神并“开启”他们自身的存在[6]）。“度量”既可以通过身体和感官的方式，从情感和本能上去完成，也可以更深思熟虑和慎重[6]。空间本身作为“度量”的媒介和客体，人们通过“筑造”的行为与之链接并赋予存在，进而安置“四重”，例如制造一个建筑物、铺设野餐毯、挪动座椅或是摆放餐桌。借助场所认知的复杂矩阵，个体得以能够理解“筑造”与“栖居”：“因此富有特色的‘筑造’即是激发与众不同的‘栖居’[6]”。度量工具是个体的判断力，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感觉及情感[6]。而这其中最为理想的“度量”涉及个体的创造性，海德格尔称之为“诗意的度量”[6]：当钟情于诗意的某些人使他们自己融入世界，并刻意或出于本能地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去度量世界上的“物”与现象时，她或他便为他们自己创造了诗意[6]。
3都市公共空间中“闲暇”的异化
而身处现代的都市空间中，人们正在失去“诗意的度量”的可能性。度量的手段、参与、体验的匮乏是首要的原因：城市空间愈发地由上层力量统一塑造与控制，个体不再参与或者极少参与空间的“筑造”。对于空间的使用也逐渐陷入了以效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惯例化约束之中。此外，理想的闲暇状态也面临被都市空间“异化”的困境。其关乎“认知、发现”的能力，有赖于个体更高水平的内在性（“自我”建立），即个体的自处、独立性、主体性等能力的表现。而个体“自我建立”的过程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不同于19世纪强调赋予人深刻个性、创造性的浪漫主义自我观，后现代的自我观更多受到“社会浸染”[4]。现代社会中盛行的消费主义要求人们服从交换和需求的社会关系，具体的物品、图像、符号或行为被仪式化为某种涵义的象征，促使人们在消费过程中获得一定的意义。当下都市中不断涌现的商业综合体、创意产业园区和带有浓厚消费意味的历史文化街区等公共空间，通过模式化的业态构成（艺术画廊、咖啡馆、精品商店）和带有强烈资本品位偏好的景观生产，不断固化人们感官上对“精致、小资”的单一化认同，过度诱导消费，鼓励“审美化的观赏”，而不再鼓励对都市空间进行视觉以外的多样感知。以上海武康大楼为例，在2019年改造前，公众对其认知中，更加关注历史名人故事、建筑风格和独具特色的建筑细节，对其描述中也有着丰富的词汇如“古朴、神秘、山花、鲜明、沧桑、转角、痕迹”等。对其各种角度的拍摄记录和多面向的评价，更是体现了多元的、承载个体丰富情感的“认知、度量”都市空间的方式。但在2019年改造完成后，随着作为图像的武康大楼在网络媒介的泛滥、“最佳打卡点”的空间设置，以及网红店的进驻，“打卡、拍照、冰淇淋”等视觉性的、消费性的词汇取代历史性的描述和认知，并成为新的高频词。同时，更多的拍摄角度和评价趋于相似，多数人不再从历史建筑、都市空间本身，而是从某种范例式的“图像”捕捉中获得意义。而这种意义“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7]泛滥的、盲从式的“打卡”行为。这便是一种符号价值编码体系，具有明确的意义和交流过程，并用于体现打卡者自身已经达到的符号等级，以实现自身的社会区分。但事实上，“通过对某种抽象范例、某种时尚组合形象的参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7]，不仅难以反映出自我与他者间“真实的差别和独特性”[7]，更促使人们丧失了对都市中的“物、空间”有创造性的“度量”能力和生活的真实体验。
4都市公共空间承载真实“闲暇”的可能性
4.1逃离“瞬时”：从异化的都市基底中抽离
闲暇的状态需要个体获得内心的自由感，并通过认知、度量的行为与周围的存在建立链接，而现代都市空间的基底更多是异化的、充斥着理性的、“效率至上”的，且代表权力主体的品位偏好，并不利于上述任何一种行为或心理感知的发生。故闲暇之于个体，更多意味着逃离都市的异化，获得一小块时空内的安稳和自在感。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谈到，“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对‘接近不确定性的渊源’的追求，已经缩减并集中在‘瞬时’这个唯一的目标上”[8]。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最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8]。处于现代性之中的个体，为了自身的安全，无论在做什么时，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保持一个高速度，去接近“瞬时”。但是这种速度并不会传导至思考，思考需要中止和休息，需要“从容不迫、不慌不忙”[8]。因此，能承载“闲暇”的都市空间，需要从异化基底中短暂逃离，给个体思考的时间，从长久不断的“瞬时”中抽离自身。成都的茶馆空间可以看作一种逃离“瞬时”的可能性。它们随处可见，大街上、公园里、商场内，大大小小的茶馆已经与居民相伴相生而难以分割。与全国各地的茶馆相比，成都的茶馆以其“平民化”为特色。从古至今，多数的茶馆准入门槛较低，只要沏上一壶茶，便可坐上一整天，为许多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狭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场所。茶馆空间之于都市中的闲暇有着特殊的意味，其代表着人内生的对都市某种吞噬作用的抵抗。即使是如被繁华高调的IFS和太古里包裹的大慈寺茶馆，红墙内的一方院落、木门、竹椅、木质的小方桌，也足以让人从异化的都市基底中暂时抽离出来，安放身体，获得一点点的自由感。品茶行为本身在传统文化中存有通往精神性思索和认知的通道，不仅是作为消遣活动，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审美行为，其追求“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林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9]。像是位于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其本身的环境营造相对容易使人达到“人与天地草木相和”的状态，具有安放“四重”的潜力。在老式茶馆中，人们活动时的触知觉体验十分丰富。茶博士手提铜壶掺茶时，“水注一线清脆有声，茶客端起茶杯和茶托的叮当作响”[10]；采耳的音叉在茶客耳边轻轻敲打，大慈寺茶馆内还能在喝茶时听到寺院的钟声。而木质的小方桌上留有“老茶客常光临时在桌上习惯放置的茶托痕迹”[10]，人的行为习惯被家具材料记录，给人以质朴的可触碰的温暖感。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及，个体在铺天盖地的景观中除了视觉以外的感官缺失：“茫茫世界，触觉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惟余眼前诱人的影像叠映出来的景观……”[11]，像茶馆这样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个体更完整的感官体验，这种兼具身体与精神的体验之于闲暇而言不可或缺。当然，就茶馆空间本身而言，在都市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消费的力量侵蚀而产生一定的异化，在部分茶馆中，品茶行为本身被符号化为商品，但仍有更多的茶馆空间保留人的自主选择和容纳个体自在的可能性。尽管发生在其中的闲暇活动仍是依附于劳动的、片段性的，但不可否认这些活动依旧是“人”的。茶馆空间提供了安放自身的环境、短暂的但是真实的自由感。
4.2松散感：鼓励个体创造性地度量空间
Franck在《LooseSpace》一书中以“松散（loose）”一词来描述一种“允许偶然的相遇、自发的事件、多样性的享受和意外的发现[12]”的都市空间。松散空间对“不按常理出牌的使用，松脱原有的功能，赋予新的用途”[13]的鼓励，如在高架桥下跳舞、在停车位举办书市、在大街上吃饭……以及对于“可能性、多样性和无序性”的强调，恰与“闲暇”中的“自在的状态、创造性度量”的内涵相通。当下都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和管理，过度强调“美观性、整体性、便捷高效”，而对“空间使用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可能性”疏于考量或刻意限制。如在上海近些年大力贯通的45km滨江的某些段落，随处可见禁止“遛狗、轮滑、放风筝、跳舞”等行为的告示牌和巡逻的保安。一纸禁令总是最省事的管理方式，只是限定“麻烦事”也是在限定可能性，临江宽阔的广场本可以承载更加多元的日常生活和只属于个体的独特的闲暇方式。在“缺少管制”的都市公共空间，却总能看见个体富有创造性的“占用、调动全身感官来度量”空间的方式，如就着“工业风”座椅野餐、乘着迎面的江风滑板、在下班后的银行门口下棋、或来上一支优雅的双人舞……反观上海腹地内已相对成熟的公园，仅仅是“不过多设限”便可激发出丰富的闲暇情境。本雅明用“多孔性[12]”“即兴创作的激情[12]”“行为的交织与戏剧性相遇的创造”“每一天都像是节日”来描述那不勒斯城市环境的“松散”，而鲁迅公园的周末，便接近于本土化的“松散的、随时可以由日常转化为节庆”的状态。广场空间除了必要的座椅并无过多设计，可以同时容纳跳舞、打羽毛球，以及仅是围拢吹牛的大大小小的活动群体；一旁的阿姨爷叔们相互扶持登上小山，洋溢着笑容，到亭子里参加小乐团的聚会，坐下后，二胡声起，压过了旁边树下还不太熟练的萨克斯声音；走下小山又是口琴伴奏的独唱，再走几步拐出林子，左手边的百人合唱和右手边的管弦乐队演出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鼓励个体享受闲暇的都市空间，意味着各色日常生活的“同时在场”，并能在流动的视线和行为中彼此促进和激发；容许个体“自由地、创造性地”度量都市公共空间，更能承载温暖、松散和多元的日常生活。
5对都市公共空间设计的启示
无论是“心之自由感”，还是“内生的认知、发现、度量”，闲暇状态的发生始终强调主体性的在场，这意味着对空间“能自由使用、不过多设限、允许意义赋予”等实际的需求。对于都市公共空间设计者而言，在“空间功能分配、使用方式设定”等上帝视角式规划设计的基础上，还应当回归具象的“人”的视角，思考都市公共空间如何让人从城市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容纳个体的自在，鼓励视觉以外的、多感官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度量都市空间。
作者：李松霖 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