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宋王朝与扶南国交往的宗教动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加卷　第４期　２００６年７月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Ｉ工ＥＧＥ　、　１．２Ｏ．Ｎｏ．４　儿，ＬＹ．２００６　论纠宋互朝与扶南固立往的客教矽围　程爱勤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４５３００２）　摘要：宗教交往不仅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间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促使双方交往的一　个重要因素。就整个古代交往过程而言，历史阶段越靠前，宗教在双方交往中的作用就越大。目前学术界对于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但却少见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宗教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　往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就更加少见，诸多成果大凡将宗教归于交往的结果，而非交往的动因。本文认为，　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与扶南国的交往，正处在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第一个高潮期，佛教的发展与双方交往的频　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教在这个时期是导致双方交往的发生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刘宋；扶南；交往；宗教；动因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９．１１，Ｋ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６１３（２００６）０４－－００９８－－０４　公元４２０年６月，东晋王朝的实权人物刘裕废掉了东晋　王朝的傀儡皇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立宋朝（４２ｏ＿＿４７９　年），史称“刘宋”，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南北朝时期　中建立在南方地区的四个王朝（宋、齐、梁、陈）中的第一个王　料，对具体情况不甚清楚，故而不好妄论。　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确切史料，在刘宋王朝存续的５９　年间，扶南国一共派遣使者对刘宋王朝访问四次（正式外交　访问三次，外贸活动一次），访问平均间隔时间为１４．７５年。　朝。刘宋王朝和其他南北朝时期的封建王朝一样，也是一个　短命的封建王朝。它从建立到灭亡前后经历了八个皇帝（武　帝刘裕、少帝刘义符、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　其中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三次正式外交访问，集中在宋文帝刘　义隆在位期间，具体时间为公元４３４－－４３８年，前后仅５年时　间，平均实际间隔时间只有１．３３年。　业、明帝刘或、后废帝刘昱、顺帝刘犟）和一个未遂皇帝（太子　刘劭），却总共只存续５９年，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风　雨飘摇的５９年。可能正是因为刘宋王朝的混乱、孳弱和短　下面是我们根据《宋书》和《南齐书》的有关记载列出的　简单表格（见表１．），以助我们对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在这四次的遣使活动中，有关那三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　正式外交访问的史料，与我们在《两晋时期扶南与中国交往　暂，故而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与扶南国的关系状况，尤其是宗　教关系状况，很少有人专文研究。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　的文化动因》一文中，曾论述过的晋武帝司马炎时期扶南国　的四次访问有很大的相同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研究成果，大多是在某些长篇大论中的附带，简而又简，根本　不足以使人们认识到事情的原委。我的这篇文章就是想在　这方面做点补充。当然，能否达到这一目的，是否能够成一　家之说，还有赖于方家的指正。　一，记载内容均十分简单，而且大多是并同于其他国家的来　访记载的。扶南国使者带来的礼品内容没有指明，遣使的目　的和经过也无明确记载。刘宋王朝对来访者的赏赐内容也　没有记载，而按惯例，刘宋王朝对来访者进行某种物质或精　、刘宋时期与扶南国交往的状况　在刘宋王朝存续的５９年间，中国与扶南国的关系仍然　表现为传统上的以扶南国来访为主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　说，在这一时期就完全没有中国人到扶南国去，而只是表明　这一时期刘宋王朝没有向扶南国派遣正式的外交代表团。　根据有关的史料来推断，这时期中国民间因某种原因（如经　商、求法，甚至移民）到扶南国去，完全是可能的。一些考古　资料也证实了这个观点。不过，因我们尚无确切的文字资　神上的鼓励是没有疑问的。其二，记述方式流于形式，所用　词语几近相同。我们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史料的记载方　式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叙述方式严格到几乎一字不差。　其三，访问时间十分集中，相应地间隔期也十分短暂。其四，　集中于某个帝王执政期间。对刘宋王朝来说，集中在宋文帝　刘义隆的统治时期；对扶南国来说，则集中在国王持黎阁跋　摩执政时期。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８－２０　作者简介：程爱勤（１９６１一），湖北武汉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南亚　史。　９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４期　程爱勤：论刘宋王朝与扶南国交往的宗教动因　表Ｉ．扶南国在刘宋时期对华遗使简表　来访时间　史料内容及史籍版本、卷次　差　篓　嚣　醐罗一…　…　《特粝本纪　元嘉十二年　元嘉十五年　“秋七月辛酉，阁婆娑达国、扶南国并遣使献方物。”　“是岁，武都王、河南王、高丽国、倭国、扶南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　“宋末，扶南王侨陈如，名阁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　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具说中国有圣主受命。”（《南齐书．卷五　十八・列传第三十九・东南夷・扶南国》）　，宋　末　备　注　“扶南国，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国王持黎阁跋摩遣使奉献。”（《宋书・卷九十七．　列传第五十七・蛮夷・扶南国》）　相反，《宋书》缺载而仅见于《南齐书・扶南传》中的那次　没有载明具体时间的官方外贸活动，却有相对详细的记载。　关于扶南国的这次官方外交行为没有加载《宋书》的原因，陈　序经说：“《宋书》本纪之所以没有扶南遣使的记载，大约是由　于扶南王侨陈如阁耶跋摩所遣派的是贾人商货，不是正式使　者。而且，其所到的地方，是广州，不是京师。”…㈣”事也凑　巧，正是这次没有加载《宋书》的外贸活动，反而因为看似偶　然实是必然的原因，一位搭乘这艘外贸船只到中国来传教的　“天竺道人释那伽仙”，而有了比《宋书》更为详细的史迹记　录。我们真要感谢这位“天竺道人释那伽仙”，如果没有他的　参与，不用说这次访问的基本过程，可能连这次外贸活动本　身，我们都可能不会知晓了。同时，我们也从这条史料得与　失的经历来看，历史的事实可能确如陈序经所说：“史书可以　没有关于使者来贡的记载，但这并不说明扶南之与中国的关　系，就因此而绝断。”…（眦’这就将我们带入本文所要讨论的　中心议题，即在刘宋王朝时期，中国的佛教状况究竟如何？　中国与扶南国的宗教关系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种　佛教关系是否影响到刘宋王朝与扶南国间的关系？　二、刘宋政权、刘义隆其人及与佛教的关系　刘宋王朝是南朝的第一个王朝，是一个以政权面貌　出现，实际上是一个区域性政权的短暂王朝。在空间上，它　偏安江左；在时间上，仅存５９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可　谓“弹指一挥间”，故而，在学术界一直遭到冷遇，相关研究自　然就较其他“显学”差了很多。笔者简要谈几点：　其一，刘宋政权的政治状况。大量的史料向我们展示，　刘宋王朝是一个外忧内患颇为突出的政权。所谓“外忧”，主　要是指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压迫；而“内患”，则是　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曾经担任过刘宋政权最高　统治者的八位皇帝和一位未遂皇帝，只有三位属于正常死　亡，其余六位都是死于非命，其政权的混乱与争夺的残酷可　以想见。只有刘义隆执政的２９年间，国家政局相对稳定，社　会经济相对发展，被誉为“元嘉之治”。就是这样一位还算有　点治国之心的皇帝，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脱宫廷厮杀的厄运，　死在太子刘邵发动的政变之中。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直　存在于一些著述中，那就是常常将刘宋王朝皇帝的在位年限　搞错∞，所以我们根据《宋书》编制了一个刘宋王朝世系表（见　表２．），以示诸帝的在位年限和相关问题。　表２。刘宋王朝世系表　上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政权。这种现象不　是刘宋王朝所独有，而是南北朝时期各王朝替代频仍的一个　缩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执政的帝王们，多有些朝不保夕的　感觉，刘宋王朝的帝王们自然不能获免。无休止的社会动荡　与王权争夺，使他们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实际上，他们　也从来没有想过去为社会、国家，甚至为自己掌握的政权去　思考、去努力，只知一味地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或崇信黄、　老，以求超生。　其二，刘义隆执政期间的刘宋政权。在整个刘宋王朝存　续期间，唯有刘义隆执政时期，尚且有一些可以称颂的事迹，　“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　焉”【３】（‘束支　元ｌ十　年　，即所谓的“元嘉盛世”。当然，其中封建　文人的溢美之词在所难免，可相对而言，刘义隆执政期的国　家政治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应该是事实。故而。也只有刘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２０卷　隆执政期间有可能去注重对外交往。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　要，也是经济上的基础所决定的。　刘义隆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子，于公元４２４年八月继　位，公元４５３年二月被太子刘邵所杀，前后执政达２９年之久，　占整个刘宋王朝统治年月的５０％强。他不仅是刘宋王朝的　最长久的执政者，也是南朝各帝王中执政较久的皇帝之一。　在他执政期间，以整理户口、减轻农民的课税和徭役来刺激　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　了“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　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２］（（孔　恭传’史　’・　，“内清外晏，　四海谧如”【２　Ｊ（‘文帝圮）＇　的繁荣景象，“盖宋世之极盛　也”［２］（‘良史传序＞＇嘣”，“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　矣”［２】（‘文帝缈用　。这不仅在刘宋王朝是少有的，即便是在整　个南方四王朝中也少有的。站在这个基础上看，扶南国的三　次正式遣使选择在这一时期到来，而且时间十分集中（这几　年是元嘉年间最为繁荣的时间段），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还是那句话，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是进行外交活动　的基础，没有这些作为保证，期望中的外交繁荣只能是一场　梦想或一次没有结果的努力。　其三，关于刘宋时期的佛教。虽然我们还没有证据说　明，扶南国在刘义隆执政期间的三次正式遣使是出于佛教上　的目的，但我们断定这些行为与佛教有着某种关系，应该是　可以接受的。刘宋末年随扶南国商船到中国来传教的“天竺　道人”释那伽仙的行为，可以作为支持我们这个观点的一个　很好的脚注。刘宋王朝在存续的５９年中，甚至刘宋王朝的　建立者刘裕在未登上皇位之时，就与佛教僧团有着说不清道　不明的关系。从刘宋的创建者刘裕，至亡国小皇帝刘辈，几　乎都与佛教有着某种割不断的关系。单就佛寺建筑而言，据　唐僧释法琳《辩正论・十代奉佛》记载的南朝四个朝代建寺数　字，建于刘宋王朝时期就达１９１３所　‘卷第　叶代奉佛’＇嘲　，其中　花费可想而知。　佛教在刘义隆时期兴盛有三大表现：其一，塔寺建筑层　出不穷，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丹阳尹萧摹之奏本就称：“塔寺　形象，所在千计０’’Ｉ７］（（奄十一何令　宋文　帝赞扬佛故事＞・哪　刘义隆甚　至亲自主持佛寺建筑，以示与佛教的亲近之谊。他以报父母　之恩为名，在秦淮岸边修建“报恩寺”；以安置天竺佛僧求那　跋陀罗为名，在丹阳郡修建“天竺寺”　‘南朝　考’卷　＂。在他的　影响下，王公贵族们建寺之风更浓。如元嘉四年（公元４２７　年），梁王妃司马氏舍中兴里邸，为晋陵公主造南林　寺　‘建ｌ宴　’卷　＂。一些中下级官吏也纷纷效法，如元嘉四　年吴兴乌程遂昌县令潘琮舍宅建“凤山寺”　“　¨　。最终形　成一种社会风气，“旧字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妗　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采，磨损无极，无关神祗，有　累人世”【　］‘‘　蛮传＞・　。其二，与大兴寺院建筑之风成正比的　是舍身佛寺之人日众。“祗洹寺又有释僧睿，善《三论》，为宋　文所重”　‘巷第　嘛　寺释Ｉ　义＞・啪　。“时瓦官又有释法　和者，亦精通数论，致誉当时，为宋高祖所重，敕为僧王　焉’’　‘卷第　’　＿宋京师　寺　憎苞＞・舰）。吴人释僧弼备受“文皇　器重，每延讲说’’　‘巷第七‘四嘛京师彭城寺释憎弼’＇　。另外，“宋　文帝以（释慧）洲行为物轨，敕居寺住”。并且，“宋世祖雅重　（慧）琳，引见常升独榻”　‘卷第七‘四。宋京师彭城寺释道洲＞・嗍　。据　唐僧释法琳称：“释教隆盛，笃信倍多。僧尼三万六千　人。”　‘巷第＝叶代奉佛＞・踟　其三，佛辩日盛，其程度可谓前　所未有。如竺道生“以宋元嘉十一年（公元４３４年）冬十一月　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　‘奄第七‘四嘛京师龙光寺竺道生’・　。　故而，汤用彤先生说：“宋代佛法，元嘉时极为可观。”　‘　在刘义隆执政的３０年间，发生了两件与佛教有关的大　事，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其一，元嘉十六年（公元４３９　１０ｏ　年），刘义隆设“四学”（儒、玄、史、文），被任命为掌管“四学”　者（雷次宗掌儒、何尚之掌玄、何承天掌史、谢文掌文），均是　奉佛之人，其中意味让人很费思量。其二，“白黑之争”。这　场由佛僧释慧琳《白黑论》假设的“白学先生”（儒）与“黑学道　士”（佛）的辩论，在刘义隆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　儒、佛两家大争论。挑起这场大辩论的目的，其实就是刘义　隆对宠臣何尚之所说的：“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　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十一‘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故事＞・第４５　页　这　句话非常具体形象地表现出了刘义隆将推崇佛教为手段，希　望稳固其政权的根本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他极力推动佛教发　展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以后许多声称信仰佛教的统治者心　灵深处最基本的心理和最基本的态度吧。　由于刘义隆对佛教抱着亲近、利用的态度，这时期不少　外国佛僧纷纷来到刘宋都城建康，弘法传教。如：元嘉十二　年（公元４３５年）到达广州的印度佛僧求那跋陀罗被刘义隆　派专人迎到建康。还有元嘉十年（公元４３３年）到达建康的　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开始在刘宋剃度女子出家。“有狮子国　八尼至京”，使“宋地先未经有尼”　畚第　’译羟Ｔ‘柬京翮疆　柬邡辨＞・　。　其他还有昙无谶、基良耶舍０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来到建康的。　根据《高僧传》的记载，与刘义隆关系密切的佛僧近二十人，　其中有外国僧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基良耶舍，中国佛僧有　道生、慧观、慧严、僧睿、道渊、慧琳、僧弼、法瑗、玄畅、慧基、　慧览、法恭、僧亮、慧璩、法愿，等等。还有一些外国佛僧也是　在这一时期来到刘宋的。　三、佛教在刘宋时期扶南国与中国交往中的作用　在刘宋时期，中国所拥有的客观条件，诸如技术条件、知　识条件、经济条件等，完全足以支持中国与扶南国进行或维　持较为频繁和稳定的交往，但历史的事实却并非这样。这时　期中国与扶南国的交往一直处在一种非理想的状态，一种非　常具有阶段性的状态。这个曲线图的走势初看起来是无序　的、混乱的，整个来说是大起大跌，似乎毫无规律。笔者认　为，造成这种交往呈阶段性不规则曲线发展态势的原因，不　是取决于人们的物质交换需求在不断地发行剧烈变化（实际　上这种假设的剧烈变化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是取决于非　物质因素的变化。如果我们将这一时期中国与扶南国关系　的变化和刘宋王朝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社会状况各画出一个　曲线图，并将它们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刘宋王朝与　扶南国交往的发展曲线正好与刘宋王朝的发展曲线是相符　的。在刘宋王朝社会最稳定、经济最发展、佛教最发达的时　期也是双方交往最频繁的高潮期，而双方关系的低潮期乃至　绝交又正是刘宋王朝的衰退或动荡期。这种曲线走势的重　合现象，绝不可以理解为仅仅是一个巧合。笔者认为，它实　际上是贯穿于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扶南国交往的一个规律。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扶南国交往的基本背景，如经济　基础、技术条件、地理认知、物质需求等，并没有发生剧烈的　变化，而交往本身的曲线却在异常剧烈地发生变化。这无疑　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不均衡。我们许多年来都在寻找形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也有许多研究成果论及，但大家总是将其归　结为基本物质背景的变化、技术条件的变化以及社会对物质　交流需求的变化，等等，这是不确切的，至少是没有抓住问题　的本质。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更多地取决于交往双方所面　临的政治因子和文化因子，而基本物质背景的变化、技术条　件的变化以及社会对物质交流需求的变化，等等，只是这类　交往活动的基本背景，不是促成动因。　政治因子不用多谈，一个不已的政权是绝对不可能　进行正常的对外交往活动的。至于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　是我们谈论的东西。可惜，许多研究者的认识有一个误区，　那就是许多研究者只是将它看成人类集团交往的一个结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４期　程爱勤：论刘宋王朝与扶南国交往的宗教动因　利益或物质利益，但从主要方面来讲，我们仍认为还是具有　很大的宗教意义、文化意义。这一切的发生是十分自然的．　它既决定于扶南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佛教的发展状态，同时　也决定于中国人对宗教的渴望和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容纳。　这一切都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集团能够左右的。某个人　或某个集团只能在其中起到促进或阻滞的作用，但不可能从　根本上改变这个进程。刘宋时期扶南国与中国的交往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也仅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表现而已。如果我　们将南北朝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刘宋王朝与扶南王国的　交往，是为萧梁王朝频繁的佛教交往的前奏。换言之，刘宋　而很少人将其视为人类集团交往的一个动因。我们总是偏　重总结那些为了某种具体物质利益而争争杀杀的行为，从而　忽略了其中更深的文化需求。其实，长期埋藏在人们心中的　文化渴求，在一定的条件下，常常由一种被动的变化转而成　为主动的嬗变。这种本质属于文化行为的行动，却常常被掩　饰在物质行为的阴影之下。　能体现在刘宋时期扶南与中国交往过程中佛教所起作　用的典型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先乘商船到中国传教，后作为　扶南国使者访问中国兼弘传佛教的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一个　是经南海到达中国，并成为几朝刘宋王朝皇帝密友的天竺僧　人求那跋陀罗。这两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向我们具体表　述了佛教在刘宋时期扶南与中国交往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释那伽仙的行为至少向我们表明了下面几点：其一，目　的明确，是到中国传教；其二，交通路线明确，乘商船；其三。　对中国情况了解，能向扶南国王汇报。能做到这几点，绝不　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也绝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据此，笔者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时通过同一种方式、同一条线　路，为着同一目的到中国来的佛僧必定不少。正如陈序经所　说的那样，只是因为他们是私人行为，且不是到达京城，故而　没有被记载下来。　关于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高僧传》称其“前到狮子诸　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　（公元４３５年）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使迎接。敕　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虽因　译交言，而欣若倾尽”Ｉ５】（‘　第　‘译羟。Ｆ‘柬　胂兴寺求部盹　．Ｈ３Ｄ。我　们还不太了解求那跋陀罗来华的具体路线，但从其自狮子国　泛海于元嘉十二年到达广州这一基本的航线来看，与早于他　９年到达广州的狮子国僧人求那跋摩所走航线应是相近或相　同的。求那跋摩是先从狮子国到闺婆国，然后到广州，再转　到建康的。毫无疑问，他的行为应该完全具有释那伽仙行为　的特点。求那跋陀罗还有一个释那伽仙不具有的优势，那就　是对汉文化的深入了解。正是因为求那跋陀罗对汉文化具　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才能在盛行玄理之学的刘宋王朝扎下　根来，才能拥有包括刘宋皇帝在内的大批信众（７００余人），才　能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译经（１００多卷）弘法事业。这种通过　南海航线经东南亚到中国的佛教僧人还有一些，如扶南僧曼　陀罗、南天竺僧菩提达摩及歌营僧菩提拔陀等，都是通过东　南亚地区到达中国的。特别是歌营僧菩提拔陀自云其到达　萧梁的航线是“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孙典　国。从孙典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　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从　扶南国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出林邑，入萧衍国”Ｌｌ“‘慨）。航　程极为清晰。上述史料表明，在刘宋时期此类译经弘法的行　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据唐僧释智升的　《开元释教录》所载，在南朝的四个王朝中，刘宋时期的译经　人数是最多的（２２人），译经部数是最多的（４６５部），译经卷数　也是最多的（７１７卷），这些数字甚至远远超出被人们称为佛　教在南朝的极盛期梁朝。　从全面的历史过程来考察，刘宋时期扶南国与中国的交　往不过是该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乃至与印度交往的一个组成　部分。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扶南国起了一个文化　交往（具体来说是佛教文化交往）中转站的作用。它的行为　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进行的。我们不排除这里面有经济　王朝与扶南国的交往是在这种宗教思潮推动下的行为。是一　个副产品。当然，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讲，交往存在本身就　是统治者的一个政治业绩，是一个外交胜利。不过这是另外　一个意义上的解释，与本专题关系不大，我们就不讨论了。　四、结束语　我们上面的讨论，主要是想向大家证明几点：第一，那就　是无论是对扶南国也好，还是对刘宋政权也罢，相互交往是　双方的需要所致；第二，这种外交行为之所以发生在扶南国　的持黎阉跋摩和刘宋王朝的刘义隆执政时期，就是因为这个　阶段是双方政权最稳定、社会最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只　有在整体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会　出现交往的高潮；第三，从历史的材料来看，所谓的物质需　求、技术发展等常常被学者们强调的东西，在决定刘宋时期　扶南国与中国是否交往问题或是否能够交往上，并不占很重　要的地位。那些只是一个工具背景，并不是决定力量。　应该声明，我们是指时间跨度不是十分大的一个时期发　生的事件，而不是无时期的概念。在这里仅限于南北朝　时期。因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反而是带来人民大量外　逃，以至形成难民危机的时候。这与我们的研究是完全不同　的两个概念，应该区分开来。　参考文献：　［１］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扶南史初探［Ｍ］．，商　务印书馆（）有限公司。１９９２．　［２］宋书（标点版）［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３］司马光．资治通鉴［Ｍ］．　［４］（唐）释法琳．辩正论［Ｍ］．日本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大正　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Ｍ］．　［５］（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２．　［６］南史［Ｍ］．１９７５．　［７］弘明集［Ｍ］．季羡林．传世藏书・子库・佛典［Ｍ］．海口：海　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５．　［８］建康实录［Ｍ］．　［９］光绪归安县志［Ｍ］．　［１Ｏ］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１１］（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范雍祥校注本）［Ｍ］．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责任编辑李延明】　１Ｏ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