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案例分析练习题及答案五
案例13：
中国籍公民王美玫1948年随父母到印度尼西亚定居，1958年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1995年，王美玫丈夫去世，王美玫除有一子外，无其他亲属。1996年，王美玫变卖在印度尼西亚的财产，与其子回中国定居。回国后，王美玫购买一套公寓居住。王美玫的儿子有业不就，靠王美玫的积蓄生活。王美玫对其子好逸恶劳十分反感，多次劝说儿子自食其力，儿子置若罔闻。王美玫遂加强了对财产的控制。王美玫的儿子对其母不满，先后在1997年、1998年两次加害其母，均被与其母朝夕相伴一条爱犬救解。王美玫年事已高，又遭逆子两次暗算，心力交瘁，自知不久将绝于人世。1998年底，王美玫找到律师立下书面遗嘱： 一、取消儿子的继承权。
二、我死后，尚可留存人民币10万元左右，由爱犬继承，这笔钱由律师掌管，用于爱
犬的生活费用。爱犬的日常生活，由律师照料。 一、 在律师履行交付的义务后，公寓一套归律师所有。
王美玫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律师安葬了死者。王美玫的爱犬在王美玫的墓地守候，
四天四夜不吃不喝，悲壮死去。 问：
1）王美玫遗嘱的效力适用何国法律来认定？ 2）王美玫的遗产如何处理？ 答：
1）我国法律对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遗嘱的形式要
件，依场所支配行为原则，适用立遗嘱地法，对遗嘱实质要件，参照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王美玫的遗嘱是在中国立下的，遗嘱的形式要件适用中国法律。对遗嘱实质要件，应参照我国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动产遗嘱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被继承人所遗留的不动产在中国，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亦在中国，所以，遗嘱的实质要件应适用中国法律。
2）根据中国法律，该遗嘱是部分有效遗嘱。剥夺其子继承权部分有效。 爱犬继承部分遗嘱无效，在我国，狗不能成为继承主体。狗死后，这部分遗产成为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付给律师报酬部分的遗嘱有效。因为忠贞的狗随主殉难，律师不能按遗嘱要求履行照料义务，所以，律师应在遗产中获取付出劳动部分的报酬，剩余部分属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案例14：
1986年4月30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塑料编织袋买卖合同，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向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购买110吨塑料编织袋，价格条件CIF950美元／吨，装期1987年2－3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按照合同交付的第一批货物于1987年2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第二批货物分两批于同年3月7日和3月27日在大连港装运。对上述两批货物，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均自提单开出之日起90天内信用证付款。但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货物后以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违约为由，申请挪威王国扣押上述两份信用证项下款项。据此，开证行东方惠理银行已书面通知中国银行，该两批货物价款至今未付。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因此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判令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未提出抗辩。 请问：
1）本案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向中国起诉，当地中国是否有管辖权？
2）本案能否适用中国法律，其法律依据是什么？ 参
1）中国有管辖权。本案合同纠纷，虽然挪威艾格利股份有限公司己抢先在挪威王国申请扣押应付给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的货款，但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管辖法律，大连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就合同纠纷在合同履行地所在地的中国起诉，该地的中国有管辖权。
2）关于法律适用。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法律适用条款，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由于本案合同签订地在中国，起运港在中国，而且按照CIF价格条件是由作为卖方的甲公司自付运费、保险费并承担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风险，故本案中与合同由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是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 案例15：
甲公司与乙公司同为在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1986年3月，乙公司与广州市丙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广州某酒店合同。为筹措合作经营的资金，乙公司与甲公司于1986年9月在签订贷款协议，合同中约定，贷款协议适用
法律和中华入民共和国法律。后乙公司多次拖欠到期贷款和利息，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还贷不成，遂向广州市巾级人民起诉。乙公司应诉，并且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 请问：
l）对于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是否有管辖权？ 2）院处理本案进能否以我国的实体法为准据法？ 答：
1）有本案的管辖权。由于当事人双方均为法人，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也为，当事人也无选择内地管辖的书面协议，本案本不属内地管辖。但乙公司取得的贷款投入了在广州的合作企业，甲公司向广州市的起诉，乙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作为乙公司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的和视为有管辖权的。对本案有管辖权。
2）应适用我国法律。原、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争议适用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但在诉讼中，双方同意适用中华人战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5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准据法为我国的实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