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3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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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09 00:01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豆生产是占用相对较多土地和使用相对较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其单位面积产值较低。它的单位面积产值要远低于高值农产品——诸如(我们称之为)“新农业”的拱棚/温室蔬菜、水果和肉鱼养殖。与大豆生产不同,后者是“劳力和(非机械)资本(如肥料、优质种子、拱棚、薄膜等)双密集”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其单位面积产值要远高于大豆和粮食生产的“旧农业”。新农业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达到了之前的足足六倍——的基本动力。由于这个农业*并不广为人知,我们称之为“隐性的农业*”:和历史上的农业*,特别是18世纪英国的农业*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不同,它不是体现于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而更多是体现于从低值农产品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农产品。
显然,这三十年来的农林牧渔“大农业”总产值提高的来源主要不在于种植业的亩产量(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增加,而在于农业结构的重组,主要是高值农产品在农业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于牧业和渔业产值所代表的养殖业的大规模扩增。这期间,种植业的产值虽然增加了307%,但牧业则增加了943%,渔业更增加了1804%。种植业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农业的是拱棚和温室蔬菜,在产值增加方面起到远高于旧农业的谷物种植所起的作用。表2首先解剖种植业中的大豆和蔬菜所占的播种面积比例和产值比例。显而易见,蔬菜产值(相对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的)比例要比其占用土地面积的比例高出甚多,而大豆的产值则相反地只是其所占土地面积比例的约六分之一。
我们如果能够区分旧式的露地蔬菜种植和新型的拱棚或温室蔬菜(但目前的统计数据不允许这样做),其间差别会更加悬殊(我们缺乏水果的精确数据)。相对高产值的蔬菜和相对低产值的谷物种植间有很大的不同:蔬菜中的“设施农业”是基本和新型养殖业、渔业相似的,其按亩产值要数倍于谷物和大豆种植的旧农业。显而易见,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基本稳定的同时,其所占产值比例日益收缩,从不止四分之一收缩到不到六分之一。同时,新农业——蔬菜、养殖、渔业——的产值则和农业总产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扩增,所占总产值比例已经快速扩增到谷物的四倍。这个农业结构的转变正是近三十年的“隐性农业*”的核心。而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之中,大豆是单位面积产值最低的作物:其产值所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种面积的约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还要低一半。
从土地使用(播种面积)角度来考虑,变化也非常显著。牧业,包括小农场的种养结合,以及渔业所用鱼塘的耕地面积,不好统计,但蔬菜和水果面积的变化则非常突出。蔬菜的播种面积从1980年的0.47亿亩扩增到2010年的2.85亿亩,达到之前的606%。同时期,水果的播种面积从0.27亿亩剧增到1.73亿亩,即1%。1980年,蔬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2.2%,水果占1.2%,菜果共占3.4%;2010年,蔬菜占到总播种面积的11.8%,水果占7.1%。两者合并起来达到18.9%。这个变化非常显著。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结构越来越多转向高值农产品。这也是中国农业越来越依赖进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经济原因,更是中国积极在巴西购买土地来生产大豆的基本经济动因。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用新农业替代旧农业,是划得来的。将用地较少、产值较高的新农业产品(蔬菜、水果、肉鱼)的出口与用地较多、产值较低的旧农业的进口来交换,也是划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