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青官话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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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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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07 22:39
“蓝青官话”是中国的历史遗留。它的实际情况以及形成过程，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这里先谈一点我个人的初步了解。学习语言
有三条途径：1、从母亲学，2、从教师学，3、从群众学。
在母亲怀抱里学到的语言叫做“母亲语”，这是人们的第一种语言。
从教师学到的语言可以称为“教师语”，这是人们的第二语言。广播、录音、电视、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等辅助工具，可以帮助教师口授，是口授的延长，是间接的口授。“教师语”是“规范共同语”，在历史上是西方近代教育发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的普及主要依靠小学教育。1950年代，陈文彬先生研究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之后普及国语的历史经验。他告诉我，日本普及国语用20年时间，实现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言，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办法主要是：进小学首先学习口头国语，全国的报刊和书籍全部用假名字母注音。二次战后，日本常用汉字减少到1945字，报刊和书籍改为难字注音。1980年代，在推广国语有卓著成绩的梁容若先生来到北京。他告诉我，基本上普及国语用了13年时间，达到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言，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办法跟日本相似，主要是：小学重视口头国语，出版全部注音的国语日报和多种注音读物，充分利用广播和注音字母。1980年代，我两次到新加坡，了解到他们实行英语和华语的双语言*。他们经过十年努力，做到“学校里多说华语、不说方言，社会上多说华语、少说方言”。方法是：学校之外，充分利用广播、电话、电视和拼音字母。每年举行一次“华语宣传月”，由总理支持。
以上是推广“教师语”的成功经验。
学习语言的第三条途径是从“群众”学习，学到的语言可以叫做“群众语”，这也是人们的第二语言。
从“群众”学习有不同的环境。我的方言普通话起初是在小学里学来的，后来移居北京，又受到了一些北京的影响。八十九年前，我进的小学里，师生来自几个临近的小方言区，读书识字用方言。师生共处，自然形成一种学校的方言普通话，我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
1956年我家迁来北京，先后有几位保姆，来自四川和安徽的农村；她们初来的时候，听北京普通话有困难；不久，由于天天到马路边的地摊市场买小菜，那里有来自四乡和外地的人群，我家保姆在跟他们接触中学会了菜市场的方言普通话，当然仍旧带上四川和安徽的方言。这是我家从“群众”学习方言普通话的经验。
从“群众”学习方言普通话，“没有教师，没有教科书，没有教学计划”，“三个没有”，完全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不经意地得来。“方言普通话”在各地有当地的模糊规范，相互大致可以听懂，这就是所谓“普普通通的普通话”。
中国传统，重文字、轻语言，书同文而语异音，有文字教育、没有语言教育，以能“笔谈”为荣、不以不能“口谈”为耻。汉字有“超方言性”，各自读成不同的方音，这也帮助了“蓝青官话”的形成。“超方言性”是文字的缺点，可是我们把它当作优点。
两千年来，中国的官厅和士大夫阶层，为了行政的需要，自然形成一种官厅共同语，称为“官话”。官话没有严格的标准。向来没有正规的口语传授，知识分子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不经意地学来了马马虎虎的“蓝青官话”。
方言普通话不是辛亥*之后“洋学堂”里教出来的。至晚在明清两代就已经广泛地自然形成了。说不定孔老夫子的“雅言”也是山东的“方言普通话”。
国语运动早期，人们认为，推广国语只要求大家能够彼此通词达意就可以了，至于规定一个严格的标准，那不仅是不容易做到的，也是事实上没有必要的。这是*初年流行的“蓝青官话”理论。后来经过实践，知道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辞典上给汉字注音也是无法进行的。
